“还有沿岸企业的问题。”老周补充道，“公约里必须明确，禁止在跨境河流沿岸建设高污染企业，已经建成的，要在三年内完成搬迁或转型升级——不能再让‘先污染、后治理’的悲剧重演。”
接下来的一个月，团队成员几乎天天泡在会议室里，争论、修改、完善公约的每一个条款。王科长一开始总是为北境省争取“特殊待遇”，直到有一天，林深带他去了青川河下游的李村。
站在干涸的稻田里，看着李大爷家孙子苍白的脸，听着渔民们哭诉“渔网都快锈了”，王科长沉默了。回程的路上，他突然对林深说：“林教授，我以前总觉得，发展经济是第一位的，可现在才明白，要是连水都喝不上了，经济再好有什么用？回去之后，我会全力配合公约的制定，也会说服省里的领导，好好管管那些不守法的企业。”
团队的气氛渐渐变得融洽起来，大家不再执着于“各自的利益”，而是把重点放在“如何让河流恢复清澈”上。张教授牵头制定了“损失核算标准”，明确下游的农业损失、渔业损失、居民健康损失，都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评估；林深和工程师们一起，确定了监测站的选址和设备型号；老周则联系了外交部和其他有跨境河流的省份，收集他们的经验和建议。
终于，在团队成立两个月后，《河流跨界污染伦理追责公约（草案）》完成了。公约里明确规定：上游地区因排污导致下游污染的，需承担“全额治理费用+赔偿损失”，治理费用包括河流净化、生态修复的所有支出，赔偿损失则根据实际受损情况核算；在省界处设立3个跨境河流水质监测站，数据实时上传至国家跨境河流管理平台，上下游省份均可查询；上游地区的排污量需控制在“下游可承受范围”内，由国家生态环境部根据河流生态数据划定；禁止在跨境河流沿岸5公里内建设高污染企业，现有企业需在2025年底前完成整改；设立“跨境河流污染仲裁机构”，由环境、法律、经济领域的专家组成，负责裁决上下游省份的污染纠纷，裁决结果具有法律效力。
公约草案提交给国家生态环境部的那天，团队成员们站在会议室的窗前，看着楼下的车水马龙，都松了一口气。林深拿出手机，给小陈发了条消息：“等公约正式实施，咱们就去青川河上游，把那些排污口堵上。”
然而，公约的实施并非一帆风顺。三个月后，公约正式生效，青川河省界处的监测站也建成运行。可没过多久，监测站就监测到，上游一家名为“北境化工”的企业，日排污量达到了800吨，远超“下游可承受范围”。
南泽省立刻向北境省发函，要求“北境化工”停产整改，并承担相关费用。可北境省却以“企业正在转型升级，暂时无法停产”为由，迟迟没有行动。无奈之下，南泽省只好向“跨境河流污染仲裁机构”提交了仲裁申请。
仲裁开庭那天，林深作为技术专家出庭作证。他展示了监测站的实时数据、企业排污口的视频证据，还有下游地区的损失评估报告。“北境化工”的代表一开始还试图狡辩，说“监测数据不准确”“损失与企业无关”，可在铁证面前，最终还是低下了头。
一周后，仲裁机构作出裁决：“北境化工”立即停产整改，承担青川河上游段的治理费用2000万元，赔偿南泽省农业、渔业损失1500万元；北境省环保局对“北境化工”的监管失职负责，需向国家生态环境部作出书面检讨。
裁决结果公布的那天，林深和团队成员们一起去了青川河。站在省界处的监测站旁，看着屏幕上不断跳动的“达标”数据，听着河水潺潺的声音，林深突然觉得，之前所有的辛苦都值了。
“林教授，你看！”小陈指着河面上的水鸟，兴奋地喊道，“有白鹭！好久没看到了！”
林深笑着点头，望向河流的上游。他知道，一条河流的恢复需要时间，跨境河流的管理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河流跨界污染伦理追责公约》的实施，已经为这条“母亲河”筑起了一道保护墙。
三个月后，“北境化工”的污水处理设施建成并投入运行，排污量控制在了规定范围内；青川河下游的稻田重新种上了水稻，渔民们又划着渔船下了河；李大爷家的孙子身体渐渐好转，偶尔还会跟着爷爷去河边钓鱼。
那天，林深收到了王科长发来的照片：北境省组织了“保护青川河”志愿活动，很多企业员工和村民都参与了进来，在河边植树、清理垃圾。照片的背景里，青川河的水，已经渐渐恢复了往日的清澈。
林深把照片发给团队的每一个人，附上一句话：“浊流终会变清，只要我们守住‘责任’这两个字。”
窗外，阳光正好，透过玻璃洒在桌上的《河流跨界污染伦理追责公约》上，封面上的“伦理”二字，显得格外耀眼——它不仅是一份文件，更是对每一条河流、每一片土地，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最郑重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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