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每逢岁末，家家户户便会悬起财神画像——案上供着的文财神，或素衣持笏，或青衫握筹；门侧立着的武财神，或红脸提刀，或黑面骑虎。这四位被亿万人供奉的财神，并非凭空选出，而是源于典籍记载的品格、民间传说的印证，恰好契合了世人对“财运”的两种期盼：文财神以品德智慧“治财”，护财运公正、商道清明；武财神以武力忠义“卫财”，驱邪祟之扰、保财路安稳。文财神是指比干、范蠡，武财神则为关羽、赵公明，这四位之所以被称为文武财神，有一番精彩的故事流传。
比干，最早见于《史记·殷本纪》中“比干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的记载。这位殷商少师，以死谏的忠直，在正史中刻下“忠臣”的烙印；而《封神演义》则在此基础上，为他添了关键一笔——比干被挖心后，因姜子牙的灵丹护住魂魄，竟未立刻身死，只是失了“心”这一藏私念、生偏爱的脏器。
正是“无心”这一特质，成了比干被尊为文财神的最大缘由。民间对“财运”的第一重渴望，便是“公正”——怕奸商囤货居奇，怕贪官克扣民财，怕自己劳而无获。而比干失心后，没了私心杂念，既不会偏袒权贵，也不会纵容奸猾，恰如《封神演义》中描述的“心去之后，成了无心之人，凡事只凭公断，不徇私情”。
这种“公正”，在民间传说里逐渐与“财运”绑定。北宋汴京的《岁时广记》曾载，当时商街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新开店铺必挂比干画像，画中比干“素衣正冠，手持‘公正’玉牌”，寓意“请财神断邪利，保我童叟无欺”。有传说称，汴京城曾有粮商暗中掺沙，夜里便梦到比干前来，玉牌一亮，粮袋里的沙子尽数漏出，粮商醒来后连忙将掺沙的粮食收回，换了新粮，生意才逐渐好转。
更关键的是，比干全凭品德与公心。他以“无心则公”的特质，为世人划定“何为正道财运”——不赚黑心钱、不夺他人利、不贪无义财。久而久之，民间便将比干推为文财神之首，盼他以无私之心，护佑自己的财运“来路正、去路明”。
若说比干的文财神身份，源于“公正之德”，那范蠡的入选，则全靠“经营之智”——他是正史中少有的“既能安邦，又能富家”的奇才，其经商之道，至今仍是民间推崇的“财富宝典”。
《史记·货殖列传》中，详细记载了范蠡的生平：他先为越国大夫，助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灭吴雪耻；功成之后，却看透“鸟尽弓藏”的道理，携西施泛舟五湖，归隐民间。此后他三次经商，皆成巨富，又三次将财产散给贫邻，自号“陶朱公”。这种“三聚三散”的经历，让他在民间心中，不再是单纯的谋士，而是“懂赚钱、更懂散财”的商圣。
民间尊范蠡为文财神，核心原因有二：一是他的“商道智慧”，二是他的“济世情怀”。
先说商道智慧。《史记》载范蠡经商“择地而居，与时逐利”——他先是在齐国海边煮盐晒粮，靠“薄利多销”积累财富；后又迁到陶地，因陶地“天下之中，诸侯四通”，便做起转运贸易，“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他还总结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经商哲理，即提前预判市场需求，这在民间被称为“陶朱公商训”。明清时，江南商人几乎人手一本《陶朱公致富奇书》，书里记载的“务完物、无息币”（注重货物质量，让资金流转）等原则，至今仍是商业准则。民间认为，供奉范蠡，是“教你如何正当赚钱”，这正是文财神“以智慧治财”的核心功能。
再说济世情怀。范蠡“三散财”的事迹，在《越绝书》中亦有记载：他第一次散财，是将齐国赚的钱分给邻里乡亲；第二次是在陶地，见当地百姓困苦，便捐钱修水利、建学堂；第三次则是资助越国的贫苦农户，帮他们购置农具。民间对“财神”的期待，从来不是“只让自己有钱”，而是“有钱后能惠及他人”。范蠡“财聚人散，财散人聚”的理念，恰好契合了这种期待——他证明“赚钱不是为了独富，而是为了济世”，这种格局，让他超越了普通的“财神”，成了“有心怀天下万民的文财神”。正是这种“以智慧授商道，以情怀济民生”的形象，让范蠡稳稳坐上文财神的位置，与比干一道，构成“一文主公正，一文主经营”的文财神体系。
比起文财神的“文治”，武财神的核心是“武卫”——以武力驱邪、以忠义护财。而关羽能成为武财神之首，源于他在典籍与传说中，早已被塑造成“忠义无双、武力超群”的守护神形象。
最先为关羽奠定“忠义”底色的，是《三国志·蜀书·关羽传》：他与刘备“寝则同床，恩若兄弟”，兵败被曹操生擒后，虽受厚待，却仍“身在曹营心在汉”，最终千里走单骑，回归刘备麾下。而《三国演义》则将这种“忠义”推向极致，添了“桃园三结义”“温酒斩华雄”“过五关斩六将”等情节，让关羽从历史人物，变成了“忠义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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