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约前179年—前118年），字长卿，蜀郡成都人，后世尊为“赋圣”。他年少时便显露文才，曾负笈游学，遍览典籍，尤擅铺陈辞藻，笔下文字兼具气势与细腻。及长，因才名被梁孝王刘武招致门下，与邹阳、枚乘等名士交游唱和，在梁园的数年里，他写下《子虚赋》，以诸侯游猎为主题，辞藻瑰丽如锦绣，气势恢宏似江河，一举震动梁园，成当时文人争相诵读的佳作。
然而好景不长，梁孝王薨后，梁园宾客树倒猢狲散，司马相如孑然一身返回蜀地。归蜀后恰逢连年灾荒，先父留下的薄田尽毁，家中积蓄耗尽，最终落到家徒四壁的境地，连每日的粟米都需向邻里赊欠。就在他走投无路时，想起同窗好友王吉——当时任临邛县令，于是收拾行囊，带着梁孝王所赠的“绿绮”琴，踏上前往临邛的路，寄望能寻得一处安身之所，再图施展才华的机会。
后来，他的《子虚赋》辗转传入汉武帝手中，武帝读罢赞叹“朕恨不能与此人同时”，恰逢蜀人杨得意为武帝近臣，举荐相如。相如入京后，为武帝续作《上林赋》，以天子游猎为脉络，既铺陈大汉气象，又暗寓“戒奢以俭”的劝诫，深得武帝赏识，被任命为郎官，后又迁为孝文园令。晚年的他罹患消渴症（就是糖尿病），身体日渐衰弱，遂退居茂陵，临终前仍强撑病体写下《封禅文》，为汉代辞赋创作画上厚重的句号。
卓文君（生卒年不详），蜀郡临邛人，出身当地巨富之家——其父卓王孙以冶铁起家，家有僮仆八百余人，良田千亩，商铺数十间，是蜀地数一数二的望族，连地方官员都要敬他三分。
文君自幼在优渥的环境中长大，却无半分豪门小姐的骄纵。卓王孙虽为商人，却极重子女教养，为文君请了当时最好的先生，教她读书、习字、抚琴、作画。文君天资聪颖，对音律尤其敏感，十岁时便能抚琴奏曲，十二岁已能作诗填词，到及笄之年，已是蜀地闻名的“闺阁才子”，不少豪门公子慕名求娶。
十七岁时，文君遵父命嫁与本地望族董家公子。董家与卓家门当户对，董郎也温文尔雅，本是一段良缘，奈何婚后未满一年，董郎便因急病去世。文君成了寡妇，只得收拾行囊返回卓府。彼时汉代虽未严禁寡妇再嫁，但世俗眼光仍如利刃——邻里间的议论、亲友间的惋惜，让文君不得不深居简出，每日只在闺房中读书、抚琴，排遣心中大多别有所图的孤寂。卓王孙疼惜女儿，却也常为她的将来忧心，虽有不少人前来提亲，，皆被卓王孙婉拒，文君的婚事便一拖再拖。
建元六年暮春，司马相如辗转来到临邛县城，投奔好友王吉。这日，他来到县衙门前，门吏见他衣着寒酸，本想阻拦，待听闻他是司马相如，是县令王吉的同窗，才连忙进去通报。
不过片刻，王吉便快步迎了出来，面带喜色：“长卿！可算把你盼来了！”他上前一把攥住相如的手，笑着说：“一路辛苦，快随我入内，我已备了薄酒，咱们好好聊聊。”
进了县令府，穿过天井，来到正堂，王吉执壶为相如斟满酒，叹道：“长卿，当年你在梁园作《子虚赋》，满座皆惊，我还以为你早该在朝中为官，怎会落到这般境地？”
相如端起酒盏，一饮而尽，：“梁孝王薨后，梁园宾客星散，我归蜀后本想守着先父的薄产度日，可连年灾荒，田产尽毁，最后连吃饭都成了问题。若不是仁兄你先前修书相邀，我恐怕还在成都的破院里，与断壁残垣为伴。”
王吉放下酒壶，沉吟片刻，说道：“你也不必灰心。临邛虽小，却是富庶之地，尤其是本地有两大富商，一个是程郑，另一个是卓王孙。这卓王孙更是了不得，家有僮仆八百，光是冶铁的工坊就有十几处，在蜀地商界的声望无人能及。”
他话锋一转，看向相如：“卓王孙有个女儿，名叫卓文君，今年十九岁，是蜀地有名的才女，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只可惜，三年前嫁与董家，未及一年董郎便去世了，如今寡居在卓府。卓王孙素来敬重有才之士，若你能得他赏识，生计无忧。”
相如闻言，心中微动。他如今最迫切的是解决温饱，点头道：“多谢仁兄告知，只是我如今这般境况，如何能得卓公赏识？”
“这你放心。”王吉笑道，“卓王孙明日要在府中设宴，邀请了临邛的乡绅名士，你可随我前往，只需带上那把‘绿绮’琴，在席间抚琴一曲，再展露些才学，以你的本事，定能让卓公刮目相看。”
相如沉默片刻，终是点头：“既如此，便依仁兄之意。”当晚，王吉让人给相如准备了一间干净的客房，又送来了一身新制的浅青色深衣。
次日巳时，司马相如身着浅青色深衣，腰束素色丝绦，虽不是锦衣华服，却也衬得他挺拔俊朗。他抱着用青布包裹的“绿绮”琴，随王吉一同前往卓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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