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皓,三国时期蜀汉后主刘禅身边的宦官,他自刘禅即位初期便侍奉左右。
章武三年(223年),刘备在白帝城病逝,十七岁的刘禅继位,是为蜀汉后主。诸葛亮以丞相之职辅政,“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朝中还有董允、费祎等贤臣分管宫闱与朝政,蜀汉政权虽失去开国之君,却仍维持着清明的政治格局。
董允时任侍中,兼领虎贲中郎将,不仅掌管宫廷宿卫,更负有“规谏后主”的职责。他深知宦官干政的危害,对黄皓的警惕从未松懈。史料记载,刘禅早年曾因黄皓“善承意旨”,想提拔他为中常侍(汉代以来专由宦官担任的要职,掌传达诏令、侍从皇帝),董允得知后当即入宫劝谏,语气坚定:“中常侍掌宫闱要务,需忠良方正之士任职。黄皓无才无德,仅以谄媚取悦陛下,若授此职,他日必生祸乱!”刘禅只能作罢。
此后,董允每逢入宫奏事,必提及“远斥黄皓”,有时甚至当着刘禅的面斥责黄皓。一次,黄皓为讨好刘禅,暗中安排舞姬入宫宴饮,被董允撞破。董允当即下令将舞姬驱离,转而对刘禅正色道:“陛下正值壮年,当以国事为重,岂能沉迷声色?黄皓此举是诱陛下荒怠朝政,臣请陛下治其罪!”刘禅无奈,只得让黄皓向董允谢罪。经此一事,黄皓对董允又怕又恨。
延熙九年(246年),董允病逝,这成为黄皓命运的转折点。接替董允担任侍中的,是广汉郡人陈祗。与董允的刚正不同,陈祗“巧慧善媚”,既想讨好刘禅,又渴望借助宦官的力量巩固自身地位——他一眼就看到了黄皓的“价值”:这个在刘禅身边蛰伏多年的宦官,虽无实权,却最懂后主的心思,若能与他勾结,便能间接掌控刘禅的决策倾向。
陈祗上任后,不再像董允那样斥责打压黄皓,反而时常与黄皓“议事”,甚至在刘禅面前为黄皓美言。黄皓敏锐地察觉到这一变化,主动向陈祗示好。两人很快形成“利益同盟”:陈祗利用黄皓打探刘禅的心意,确保自己的奏请能被采纳;黄皓则借助陈祗的朝臣身份,开始在朝堂上培植自己的势力。
不久后,黄皓便借陈祗的助力,如愿升任中常侍,兼领奉车都尉——前者掌宫廷诏令传达,后者掌皇帝车马仪仗。有了这一身份,黄皓开始暗中排挤异己:凡是不依附他的官员,要么被他在刘禅面前进谗言外放,要么被故意刁难,难以升迁。
时任太子舍人(负责太子礼仪、文书的官员)的罗宪,拒绝了黄皓的“拉拢”——黄皓曾派人暗示罗宪,若愿“归附”,便举荐他任巴东太守,罗宪却以“臣当尽忠社稷,非为个人仕途”回绝。黄皓怀恨在心,很快便借“太子东宫礼仪失当”为由,向刘禅进谗言,将罗宪外放,远离成都政治中心。罗宪离京前,曾对友人叹息:“黄皓小人得志,陈祗助纣为虐,蜀汉朝堂恐将不复清明!”
除了排挤正直官员,黄皓还干预官员任免。当时蜀汉的蜀郡太守一职空缺,朝臣们举荐清廉能干的巴西郡人王离,黄皓却因收受了另一候选人何祗的重金贿赂,在刘禅面前谎称“何祗熟悉蜀郡民情,更适合此职”。刘禅对黄皓早已深信不疑,当即准奏。何祗上任后,为报答黄皓,不仅输送财物,还将蜀郡的赋税“盈余”私下献给黄皓。
陈祗对黄皓的行为并非毫无察觉,却因自身利益与黄皓绑定,视若不见。延熙十七年(254年)陈祗病逝,黄皓凭借多年经营,在朝堂上形成了“党羽遍布”的局面。此时的刘禅,沉迷于酒色享乐,将政务尽数托付给黄皓——那个曾被董允压制的宦官,站到了蜀汉政权的“权力中心”。
陈祗死后,黄皓的专权愈发肆无忌惮,而真正与他产生“正面冲突”的,是蜀汉后期的大将军姜维。
姜维是诸葛亮生前器重的将领,自诸葛亮病逝后,始终坚持“北伐中原”的战略,继承了诸葛亮的遗志。但姜维的北伐多次失利,不仅耗损了蜀汉有限的兵力,也引起了朝中部分官员的不满——这恰好给了黄皓可乘之机。黄皓深知,姜维手握兵权,且性格耿直,若不除之,自己的专权之路必将受阻;更重要的是,姜维对他的“弄权行为”早有不满,两人之间迟早会爆发冲突。
景耀五年(262年),姜维率领蜀汉主力北伐,与曹魏将领邓艾在侯和(今甘肃卓尼东北)交战,最终因粮草不济、士兵疲惫而战败。姜维率残部退回成都后,本想向刘禅奏请“整顿军备、再图北伐”,却发现朝堂之上早已是黄皓的“天下”:尚书令樊建、侍中董厥等忠臣虽在,却因畏惧黄皓而不敢直言;大部分官员要么依附黄皓,要么保持沉默。更让姜维愤怒的是,黄皓竟在私下散布谣言,称“姜维北伐屡败,损耗国力,当罢免其大将军之职”,还暗中举荐自己的亲信阎宇接替姜维。
姜维得知后,再也无法容忍。他径直入宫面见刘禅,呈上奏折,言辞恳切:“黄皓奸巧专恣,勾结党羽,已严重扰乱朝政。如今蜀汉国力衰弱,若不早日诛杀黄皓,必生后患,甚至危及社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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