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行厂的恐怖统治,让朝野上下人心惶惶。官员们不敢私下议论朝政,甚至不敢与朋友、家人谈论国事,生怕被内行厂特务听到,招来杀身之祸。普通百姓也对内行厂避之不及,路上遇到内行厂的人,都要远远躲开,不敢与之对视。当时的京城,笼罩在一片恐怖的氛围之中。
刘瑾还疯狂聚敛财富。他利用手中的权力,通过各种手段搜刮钱财,其贪腐规模之大,堪称明朝之最。
官员行贿是刘瑾财富的主要来源之一。除了金银,官员们还会向刘瑾献上珍宝、古玩、字画等贵重物品,刘瑾的府中,收藏的珍宝不计其数,其中不乏稀世珍品。
刘瑾还通过贪污赋税、克扣军饷来聚敛财富。明朝的赋税收入,本应上缴国库,但刘瑾却指使户部官员,将一部分赋税截留,存入自己的私库。正德年间,明朝北方边境战事频繁,军饷需求巨大,刘瑾却多次克扣军饷,导致边境士兵生活困苦,战斗力大幅下降。有一次,朝廷向大同、宣府等边镇调拨军饷一百万两,刘瑾竟截留了五十万两,纳入自己的腰包。
卖官鬻爵是刘瑾敛财的另一重要手段。他无视明朝的选官制度,公然出售官职,无论是文官还是武官,只要有钱,就能买到相应的官职。当时,明朝的“传奉官”制度被刘瑾滥用,“传奉官”是指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官员,无需经过吏部考核,但刘瑾却将“传奉官”的任命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谁向他行贿,他就给谁颁发“传奉官”的任命书。正德二年(1507年),刘瑾一次就任命了一百余名“传奉官”,这些人没有真才实学,却凭借钱财买到了官职。
刘瑾的贪腐行为,给明朝的财政和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明朝的国库日益空虚,无法满足国家的正常开支;官员们为了行贿,纷纷向百姓搜刮钱财,导致民不聊生,各地农民起义频发。正德四年(1509年),四川保宁人蓝廷瑞、鄢本恕发动起义,起义军迅速发展到十余万人,波及四川、陕西、湖广等地,给明朝统治带来了沉重打击。
刘瑾的擅权跋扈、贪腐残暴,让越来越多的人对刘瑾感到不满,就连“八虎”内部,也出现了矛盾。其中,张永与刘瑾的矛盾最为尖锐。张永原本也是“八虎”成员,掌神机营,深得武宗信任,但刘瑾却嫉妒张永的权势,多次在武宗面前诋毁张永,试图剥夺他的权力,两人因此结下仇怨。
正德五年(1510年)四月,安化王朱寘鐇在宁夏发动叛乱。朱寘鐇是朱元璋的后裔,因不满刘瑾的专权,以“清君侧、诛刘瑾”为名,起兵反叛。叛乱消息传到北京后,武宗任命杨一清为总督,张永为监军,率军前往宁夏平叛。
同年五月,杨一清、张永率领大军抵达宁夏,叛乱很快被平定,朱寘鐇被生擒。在班师回朝的途中,杨一清对张永说:“刘瑾专权误国,若不除之,必为后患。如今陛下信任你,只有你能揭发刘瑾的罪行。”张永知道刘瑾的势力庞大,心中还有些顾虑,杨一清又说:“你若能除掉刘瑾,必能名留青史;若再迟疑,恐遭刘瑾毒手。”张永听后,终于下定决心。
七月,张永率军回到北京,武宗亲自在东华门迎接。当晚,武宗设宴款待张永,刘瑾也在场作陪。宴席上,刘瑾多次借口离开,观察张永的言行,张永则不动声色,假装与刘瑾谈笑风生。宴席结束后,刘瑾离去,张永立即向武宗献上平叛的捷报,随后趁机拿出朱寘鐇的叛乱檄文,向武宗揭发刘瑾的罪行,包括擅权干政、贪腐受贿、图谋不轨等。
武宗起初并不相信,说道:“刘瑾已经侍奉我十几年,怎么会谋反呢?”张永急忙说道:“陛下若不信,可亲自去刘瑾府中查看,必有收获。”武宗半信半疑,当即下令禁军包围刘瑾的府邸。次日凌晨,武宗亲自率领禁军前往刘瑾府中搜查,结果查出了大量的金银财宝、古玩字画,还有伪玺、衣甲、弓弩等违禁物品——其中,一把扇子的扇骨中竟藏有两把袖珍匕首,这把扇子刘瑾伴驾时经常携带,这让武宗勃然大怒,说道:“刘瑾果然谋反!”当即下令将刘瑾关进诏狱。
刘瑾被关入诏狱后,朝中大臣纷纷上书弹劾刘瑾,揭发他的罪行。武宗下令三司会审刘瑾,刘瑾起初还想狡辩,但在大量的证据面前,他最终无言以对。正德五年(1510年)八月,武宗下旨,将刘瑾凌迟处死,其家族成员也被处死或流放,刘瑾的党羽也被一网打尽,内行厂随之被撤销。
刘瑾的凌迟之刑,共持续了三天。第一天,刽子手割下刘瑾的十多片肉,刘瑾还能说话,他对围观的百姓喊道:“我刘瑾一生富贵,今日一死,也算值了!”但到了第二天,他便因失血过多,无法说话,只能发出痛苦的呻吟。第三天,刘瑾终于气绝身亡,他的尸体被百姓们分食,以泄心头之恨。据史料记载,刘瑾被抄家时,查出的金银财宝折合白银超过一亿两,而当时明朝一年的财政收入还不到三百万两,其贪腐程度令人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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