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宇站在牡丹花园门口，抬手拦下了一辆出租车。
这个举动，在几个月前对他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原因很简单，甚至有些可笑——他在单位拿着几乎是倒数第二档的工资，却开着一辆黑色大众辉腾。
那辆辉腾，低调而昂贵，浑厚的车身线条和沉静的质感，在懂行的人眼里，是比奔驰S级、宝马7系更显山露水的存在。它安静地停在研究院那略显破败的停车场里，像一只误入麻雀窝的鹰隼，扎眼得厉害。全院上下，除了几位主要领导的座驾，就数他的车最“豪”。
起初他不以为意，但很快，就察觉出了不对劲。
从他第一次开车进单位大门，门卫老张那探究、诧异，随即迅速垂下眼皮、例行公事般抬杆的眼神；到他把车停好，走向后勤保障中心那排平房时，背后隐约感受到的、来自各科室窗户后压抑的打量；再到路过某个办公室，偶尔能听到身后压低的议论——“后勤那小宋，开辉腾来的？”“嘿，真没看出来……”——那些目光和低语，像无数细小的针，密麻麻地刺在他背上。
即使他是个傻子，也能感觉到那种无声的审判。那目光里混杂着好奇、审视，或许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嫉妒和鄙夷，仿佛在问：你一个刚来的、在后勤打杂的年轻人，何德何能开这样的车？这车与你那两千二的工资，与你那签派车单的工作，是何等的不相称！
这种无处不在的尴尬，像一件不合身的外套，紧紧地裹着他，让他浑身不自在。他宋明宇二十多年来阳光大方，光明磊落，何时受到过这成为焦点的、被反复掂量和质疑的感觉。
于是，没过多久，那辆辉腾就很少再出现在单位停车场了。他宁愿每天多花几十块钱打车，钻进任何一辆普通的、不会引起任何人注意的出租车里，在早高峰的车流中，把自己“运”到那个与他格格不入的地方。
研究院隐匿于市中心一条名为“建设路”的主干道旁。说它“隐匿”，是因为即使你日日从它门前经过，也极易忽略那两扇终日紧闭、漆色斑驳的铸铁大门。门口没有显眼的招牌，只有门柱上一块白底黑字的竖牌，镌刻着“北方地质矿产研究院”几个遒劲的宋体字，字体庄重，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权威。牌子因年岁久远，边缘已有些许剥落，但这无损它的唬人气势——能挂这种牌子、用这种字体的单位，注定与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有着一层隔膜，神秘且难以企及。
推开那扇需要费些力气的小侧门，顺着一条数百米长的林荫道往单位里边走，仿佛瞬间走进了九十年代。道旁是高大的法国梧桐，枝叶繁密，将阳光切割得支离破碎，洒下满地晃动的光斑。道路尽头，是一片开阔的院子，和三幢呈“回”字形布局的苏式老楼。红砖墙面爬满了岁月侵蚀的痕迹，窗户多是老旧的木质框，漆色暗淡。但莫名的，这种陈旧并不显得破败，反而沉淀出一种历史的、正经的、难以攀附的庄严感。每天踏进那个大门，宋明宇都忍不住在心底默问一遍：我是谁？我在哪？我为什么要来这里？这地方，这气质、这氛围无论从八字还是前世今生上琢磨，他想破了脑袋，都觉得跟自己几乎没有半毛钱关系。可他就是这么鬼使神差地，被父亲宋黎民一手安排进了这里。
研究院在册职工近五百人，但在这个三回字形的院子里，每天能见到的，宋明宇感觉怎么也不超过一百八。单位大体分为行政科室和技术科室。通过半年的观察，他能明显感觉到技术科室对行政科室那种若有若无的不屑，仿佛在说：“你们这些坐办公室的，都是一群我们出去跑活养着的臭闲人！哼！”
这里的人员气质也分裂得厉害。各部门的处长，既有老狐狸般眉眼低垂、言笑间滴水不漏的官员；也有戴着厚重眼镜，脊背微弯，怀里总是抱着泛黄地图或厚重图纸，步履匆匆如老科学家般的地质专家，令人肃然起敬。年轻人的构成更是复杂：一部分是部队转业安置来的，带着行伍的刻板与直接；一部分是中国石油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分配来的年轻大学生，眼神里有技术人员的清高与抱负；同样还有一批顶替父辈岗位的老地质员子弟，大多中专毕业，早早熟稔了单位里的人情世故。这几种成分混杂在一起，让整个研究院的空气都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停滞又暗流涌动的粘稠感。
宋明宇来报到时，接待他的是人事处的副处长，一位姓王的中年男人。王处长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身子微微后仰，手指随意地拨弄着宋明宇交上来的档案和那份他自己都觉脸红的简历——那份简历上，他那“懂的都懂”的本科证书和胡编乱造、与地质研究八竿子打不着的实习经历，像一个个无声的笑话。王处长的目光并不过分锐利，却透着一股洞穿一切的了然，他知道眼前这个年轻人的来历，那把来自最高层的“尚方宝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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