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华渐渐觉得不对劲。
这种感觉来得缓慢，像深秋早晨窗玻璃上凝结的雾气，起初只是朦胧一片，待察觉时，视线已经模糊不清。
距离“金宵”夜总会那场大查已经过去一个月。那天确实如陆西平所说，阵仗极大——警车鸣笛围住整栋建筑，穿制服的人进进出出，封条贴了又撕，几十名工作人员被带走问话。媒体记者长枪短炮地守着，次日本地新闻头条赫然是《市公安局雷霆出击 彻查涉黄涉黑娱乐场所》。
王天华损失不小。停业整顿十五天，罚款三十万，几个“不干净”的包房被彻底清空。但这些都在可承受范围内，甚至比他预想的要轻——毕竟没抓走核心管理层，没查封账户，甚至“主动投案”的涉事经理也只是“配合调查”了两小时就被客气地送了出来。
陆西平的解释合情合理：“现在这个态势，不做点表面文章说不过去。你在里面受委屈了，我心里有数。”
王天华当时信了，甚至还备了份厚礼送到陆西平常去的茶室。可接下来的事情渐渐微妙起来。
第一次察觉，是在十月中旬的一个下午。王天华约了规划局的副局长在“清心”茶室见面，谈城南一块地的审批。等了四十分钟，对方没来。打电话过去，副局长的秘书接的，语气恭敬却疏离：“王总，实在抱歉，领导临时有个紧急会议。”
“什么会议这么急？”
“这...我也不太清楚。”
挂了电话，王天华没立刻走。他坐在包厢里，慢慢喝完了一壶铁观音。茶叶在杯底舒展开来，像某种不祥的预兆。他想起上个月，这位副局长还在他的夜总会里搂着姑娘唱《朋友》，拍着胸脯说“城南那块地，包在我身上”。
现在，忽然连面都不肯见了。
第二次察觉，是在公司的月度财务会上。财务总监汇报到一半，突然犹豫了一下：“王总，还有件事...上个月我们给几个关联公司走的账，银行那边反复打电话来核实。”
“核实什么？”
“问资金的真实用途，问交易背景。”财务总监推了推眼镜，“以前也有过，但没这么频繁。而且...问的问题很专业，不像一般的风控。”
王天华没说话，只是用手指轻轻敲击着红木桌面。嗒，嗒，嗒，敲的人心慌慌。
散会后，他单独留下了财务总监。
“查清楚是哪家支行，哪个信贷员在问。”
三天后，财务总监带来了答案：“不是支行，是分行的风险合规部直接介入的。带头的...姓刘。”
王天华认识那个姓刘的——刘银虎，市局经侦支队的副队长，陆西平一手提拔起来的人。
第三次察觉，也是最让他警觉的一次，是关于江淮。
江淮是他三年前从建筑工地挖出来的。那天下着大雨，王天华的车路过城南棚户区改造项目，看见一个年轻人站在推土机前，浑身湿透却寸步不让。工头跑过来解释：“王总，这小子带人闹事，说拆迁补偿款没到位。”
王天华摇下车窗，雨水飘进来。他打量着车前的年轻人——二十三四岁，浑身湿透地站在雨里，背却挺得笔直。推土机的灯光从他身后打过来，在雨幕中勾勒出一个瘦削却绷紧的轮廓。
让王天华踩下刹车的，不是这年轻人挡在机器前的姿势，而是他的眼神。那不是莽夫拼命时的凶狠，也不是弱者哀求时的惶惑，而是一种极静的狠——像把刀藏在冰里，冷而亮，知道自己会碎，但碎之前一定要划开点什么。
旁边工头气急败坏地嚷着：“王总，这小子油盐不进！非说钱不到位，谁也别想动这块地！”
王天华没理会工头，只盯着年轻人：“你叫什么？”
“江淮。”声音被雨声滤过，有点模糊，但字字清楚。
“为什么闹事？”
“不是闹事。”江淮抹了把脸上的雨水，视线穿过雨帘，笔直地落在王天华脸上，“是讨债。一百二十七户，三个月的过渡费。钱到，地让。钱不到，”他顿了顿，身后传来推土机引擎不安的躁动，“今天这机器从我身上过。”
话很平，没有吼叫，没有威胁，就是陈述一个事实。但王天华听出来了，这年轻人没给自己留退路——他不是来谈判的，是来把自己钉死在这儿的。这种豁出去的稳，比暴跳如雷更有分量。
王天华又看了他十秒。雨水顺着车窗淌进来，打湿了真皮座椅，但他没关窗。
“上车。”他说。
三年后，江淮成了他最得力的助手。聪明，话少，办事干净，最难得的是懂得分寸——该问的问，不该问的绝不开口。王天华甚至想过，再过几年，等自己洗白了上岸，这些见不得光的生意，或许可以交给他。
可现在，这个他以为最可靠的年轻人，正在发生某种微妙的变化。
变化是从上个月开始的。那天王天华让江淮去处理一批“特殊货物”——从云南过来的东西，需要在中转仓库换个包装。这种事江淮做过很多次，流程熟得不能再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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