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泉寺后院有棵老槐树，树下是条青石小径，通往一处僻静的偏殿。李耀辉和胡道义就站在树荫里，隔着三步的距离。
空气里有香火的味道，还有远处隐约的诵经声。
“真的是你。”李耀辉先开了口，声音干涩。
胡道义双手合十，微微颔首：“李施主。”
这个称呼让李耀辉忍不住抬起胳膊捶了他。
胡道义身子微微晃了一下，他盯着眼前这张脸——瘦得颧骨凸起，眼角有了细纹，肤色是常年不见阳光的苍白。但那双眼睛，尽管平静得像古井，李耀辉还是认得出。
“咱俩之间不要这样，叫我耀辉。”他说。
胡道义沉默片刻，嘴角浮起一丝极淡的、几乎看不见的弧度：“好，耀辉。”
两人一时无话。风穿过树叶，沙沙作响。
“怎么回事，这些年……”李耀辉艰难地开口，“你到底去了哪里？”
胡道义望向远处的大殿屋顶，目光空茫。“从哪里说起呢。”他的声音很平，平得像在讲别人的故事，“当年的事你知道。被抓，审问，关了三个月。因为是大学生，没怎么参与核心，最后放了。”
他顿了顿：“出来的时候，身上只剩两百块钱。学退了，家回不去——没脸回去。在林州的桥洞下睡了三天。”
李耀辉的手指蜷缩起来。他想说“你可以找我”，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后来呢？”他问。
“在网上看到一则招聘。”胡道义说，“大连招海员，月薪十万。我知道这种广告多半是假的，但当时……”他停了一下，“当时觉得，哪怕是火坑，也得去跳。”
他描述那段旅程的语气，平静得可怕：用最后的一百五十块钱买了去大连的硬座票，三十六个小时没吃东西；到了所谓“海运公司”，其实是个破旧的二层小楼，交了五十块“报名费”；签下一份全是模糊条款的合同，第二天就被塞进一辆面包车，拉到码头。
“第一艘船是运煤的散货船。”胡道义说，“老旧的船，比我爷爷年纪还大。船长是福建人，大副是东北的，其他船员天南海北。我是唯一的湖南人，也是唯一的大学生——如果退学也算的话。”
他开始讲海上的日子。语言简单，几乎不带感情色彩，但那些细节自己渗出来：
冬天黄海的浪有七八米高，船像片叶子一样颠簸，他吐得胆汁都出来了，还得继续清洗甲板；船舱里永远弥漫着柴油和腐烂食物的味道，老鼠在管道里窸窸窣窣地跑；第一次靠港是在菲律宾，他拿着三个月攒下的三千块钱——说好的十万月薪根本不存在，实际一个月三千——去岸上的小赌场，半小时输光了。
“后来学会不靠岸了。”胡道义说，“靠岸就会花钱，会想那些不该想的事。”
李耀辉想起在网上看到的一些海员的消息，小心翼翼的求证：“他们……打人吗？”
胡道义看了他一眼，那眼神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打。”他只说了一个字，然后扯了扯僧袍的领口——李耀辉看到一道浅浅的白色疤痕，从锁骨延伸到衣襟深处。
“有一次在印度洋，机器故障，我在机舱里修了三十六个小时。”他继续说，“出来的时候，眼睛看什么都带重影。船长说耽误了船期，扣了半个月工资。”
“为什么不离开？”
“离开？”胡道义重复这个词，像在品味一个陌生的概念，“合同一签就是三年。提前走，要赔钱——赔的钱是我这辈子都赚不到的数目。而且……”他第一次流露出一点情绪，很淡，但李耀辉捕捉到了，“而且那时候觉得，出去了又能怎样？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他讲了五年。
五年间，他从最低等的水手做到二副，工资终于涨到一个月八千；他见过台风里货柜被卷进大海的恐怖，也见过凌晨四点太平洋上美得不真实的星空；他在越南的港口染过疟疾，高烧四十一度，以为自己会死在那个闷热的船舱里；他攒下过十二万——对一个曾经只有两百块钱的人来说，那是天文数字——然后又一次在澳门的赌场里，一夜归零。
“最后一次出海是2007年2月。”胡道义说，“船走的是马六甲海峡到亚丁湾那条线。你知道那段海域吗？”
李耀辉点点头。他听说过——那个连接印度洋和红海的狭窄水道，这些年越来越不太平。
“不是海盗。”胡道义仿佛看穿了他的想法，“是天气。七级风，浪高超过十米，船像片枯叶被抛来抛去。凌晨三点，货舱进水了。”
他的叙述依然平淡，但听的人心惊胆战：
警报凄厉地响彻全船；菲律宾籍的水手在祈祷舱里跪成一排，用他听不懂的语言哭喊着；船长命令所有人穿上救生衣，到甲板集合；海浪像黑色的墙壁一样扑过来，甲板倾斜到几乎站不住人。
“我在轮机室帮忙排水。”胡道义说，“水已经淹到腰。柴油机的轰鸣声里，能听见船体钢板被挤压发出的呻吟——那种声音，像巨兽在啃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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