抉择的煎熬在接下来的四十八小时内达到了顶峰。
他失眠，厌食，烟瘾变得前所未有的重。办公室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他观察陆西平，试图从对方一如既往的沉稳中看出“灭口”的迹象，却又害怕真的看出来。他处理着王天华案的公文，感觉自己在亲手编织勒死王天华的绞索，而这绞索的另一端，分明也隐隐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时间不多了。检察院那边已经在询问案件进展，催促移送审查起诉。一旦案卷移交，王天华就会被更严格地监管，这些证据的来历和使用将变得极其困难且危险。而且，陆西平显然在推动案件快速进入司法程序。
终于，第七天，一个周六的凌晨。
刘银虎没有回家。他留在办公室，确认整层楼空无一人。他拉严百叶窗，关闭了可能存在的内部监控线路（他早已摸清盲区）。然后，他拿出一个提前准备好的、没有任何标识的旧款笔记本电脑和一部无法追踪的扫描仪。
然后将保险柜中最核心、最无法辩驳的几份文件、以及那张标注着“关键录音”的光盘内容，精心扫描、拷贝。他没有全拿，那样太明显。他挑选的都是能直接指向陆西平重大违纪违法、且与其他已掌握证据能形成逻辑闭环的部分。而把自己和他人相关的，哪怕是蛛丝马迹，都剔除了出去。
做完这一切，天色已微亮。他坐在晨光熹微的办公室里，看着屏幕上那些决定命运的电子文件。眼神里的挣扎、恐惧、犹豫，最终被一种孤注一掷的冰冷决心所取代。
这不是深思熟虑的背叛，这是在悬崖边被猛推一把后的恐慌性跳跃。前面可能是万丈深渊，也可能是一片崭新的、充满权力的天地。
清晨五点，他换上便服，驾驶一辆不起眼的私家车，穿过尚未完全苏醒的城市，驶上了通往省城的高速公路。两个小时后，他在省城一个大型物流园附近，将那个信封投入了一个即将发往海外的国际快递邮筒。邮筒的监控？他早就观察过，这个点的监控正在例行维护。
寄往海外是障眼法。他知道，这封信根本出不了海关，就会被特殊渠道拦截、检查。而里面的内容，会以最快的速度，直达它该去的地方——省纪委、省公安厅督察总队，甚至可能更高。
做完这一切，刘银虎没有立刻返回开源。他在107国道尘土飞扬的一处城乡结合部的早点摊吃了碗豆腐脑，味道不知。然后，他开车去了郊外的公墓。那里葬着他早年因公殉职的师父。他站在冰冷的墓碑前，什么也没说，只是站了很久。晨风吹动他额前的头发，露出下面布满红血丝的眼睛。
他知道，从他把那个信封投入邮筒开始，就没有回头路了。王天华的生死，已经不再是他考虑的重点。陆西平的王朝是否坚固，才是他这场豪赌的赌注。
同一天，陆西平腾出功夫约见了几个关键人物。
没有记录，只有不知名的茶叶在杯中沉浮，袅袅热气模糊了彼此的神情。他对规划局的老李、城建局的孙副局长、交通支队的马政委，说着几乎相同的话，语气是长辈般的推心置腹，眼神却冷静如手术刀：
“天华这个人，走岔了路，法律不会放过他。但我们做事，要讲政策，看主流。过去有些工作接触，是为了推进项目，发展经济，只要程序合规，个人没有贪腐，组织上是清楚的，也是保护的。”他亲自为对方斟茶，手腕极稳，茶水七分满，一滴未溅，“现在的关键是，汲取教训，轻装上阵，把今年的重点项目抓好。你们都是业务骨干，市里倚重的人。”
话里的意思，听话的人都懂。胡萝卜递出去了，甜而烫手。
与此同时，一些更隐晦的“提醒”，也通过完全不同的渠道，悄然送达另一些人的耳中。那些与王天华牵扯更深、知道些边角秘闻的“白手套”或“中间人”，或许会在某个深夜接到没有显示号码的简短通话，或许会隐约察觉家附近出现了陌生而并无恶意的面孔。沉默的价值，在无形的压力中被无限抬高。大棒悬着，不必落下，其阴影本身便最具威慑。
湖面看起来平整光洁，倒映着“打黑英雄”的荣耀天空，以及一切尽在掌握的从容。但陆西平深知，冰层之下，暗流从未停歇。那种细微的不安，像水底冰冷的水草，偶尔悄然缠一下脚踝。
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关注“上面”的动静。省厅的每一份简报，他都逐字咀嚼；参加的每一次会议，他都细心捕捉领导语气中任何微妙的差异；即便是接听老朋友、老关系的电话，闲聊般的语调之下，他的听觉也像雷达般扫描着任何异常的信号。
反馈回来的信息，让他略感宽慰——
“老陆，干得漂亮！”
“开源这次动作很快，上面注意到了。”
“依法严惩，深挖彻查。”
——全是正确而稳妥的套话。
然而，正是这种过分的“正确”与“平静”，渐渐让他心里那根弦越绷越紧。太正常了。一个盘踞多年、根系复杂的黑社会头目轰然倒下，牵扯必然深广，上面怎么会连一点额外的“关注”、一次特别的“听取汇报”、甚至一句针对“保护伞”的暗示都没有？仿佛他投进深潭的不是一块巨石，而仅仅是一粒微不足道的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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