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件还指出，乡苏维埃“要反对保甲制度（区长、乡长、镇长的制度）的残余”，“要反对改组派的破坏阴谋与官僚主义”。在黔东特区苏维埃政权建设之初，力图把特区的政权组织从临时权力机构的革命委员会过渡到苏维埃政府，但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大部分乡没有建立革命委员会，而是成立农民小组，由小组按每10个人推举代表1名，每乡再选出3名总代表，组成乡苏维埃，实行工农兵代表会议制度。凡一乡中的事，经代表会议决定，然后实行。
三、政权建设的步骤和方法
黔东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的步骤和方法，一是先行试点，摸索经验。开始时，先在枫香溪一带搞试点，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和雇农工会，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苏维埃政权。“在建立两个区的革委以后，已经有了一地就直接组织农民小组，这种小组都举有代表，以后就转变成为苏维埃。”① 这种做法，既大大加快了苏维埃政权建设的步伐，也使区、乡政权的领导成员民主选举产生，保证了其革命性；二是发挥红军地方工作队干部的骨干作用。由于区、乡政权酝酿和准备时间较短，本地干部缺乏经验，派驻各区的红军干部成为政权建设工作的骨干。红军干部、战士及群众骨干，经过短期学习后，立即分赴各地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开始建立政权的第一步工作。但是，由于群众因受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影响，红军来到时隐蔽起来。例如，工作队刚到淇滩的时候，群众不敢接近红军，但经过一段时间宣传红军的纪律，讲解党的政策，群众觉悟提高了，很快组织了一个雇农小组，并以这个小组为骨干，深入发动和团结群众，在淇滩镇就建成了农民协会。同时，成立了淇滩区苏维埃政权。贺炳炎团长派分队长王绍南为该区的红军代表。这样由点到面开展工作，沿河及其附近各县许多区、乡的建政工作，很快就普遍开展起来。分瑞总结说，苏维埃工作的快慢，“主要的是依据于我们的工作人员的数量与质量。有的区域，是成立了游击队，以后才派人去组织群众，或者因为神兵关系，群众已来参加红军，该地还没有实行土地革命，主要的是干部以前准备不充分，在开展地方工作，红军成为发动地方工作的骨干。”① 同时，为了加强苏维埃权力机关的工作，红三军和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采取办短期流动培训班的形式，培训地方工作人员。1934年8月，红三军军委会在酉阳县南腰界办了一期政治训练班，吸收了各地选送的进步学生150人参加，通过培训，到9月中旬，已派出40人到各级苏维埃工作，充实了苏维埃的干部队伍，促进了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保障了土地革命运动的顺利进行，并取得了历史性的成果。
黔东苏维埃政权建设，是随着根据地革命斗争实践需要而发展的。各级苏维埃政权成立后面临许多建设工作，根据地又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因此，政权建设如何适应各种斗争形势的需要，是黔东苏维埃革命一项艰巨的任务，也是一种新的考验。1934年9月初，黔、川、湘三省敌军进行更大规模的“围剿”，黔东革命根据地面临可能被敌人占领的危险。9月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就“在被敌军占领的苏区苏维埃运动的策略和斗争方式”发出黔字第二号通告，要求“以群众的革命斗争来回答反革命的进攻，来配合红军的主力革命战争的动员。”即：发动游击战争，瓦解敌军和民团，保卫秋收，坚壁清野；在群众工作比较落后的区域，组织方式要适应斗争的需要，组织贫农团来领导斗争；组织自卫队、挺进队；区、乡由革命委员会领导各寨的贫农团、游击队，区游击大队、乡自卫队内组织挺进队、先锋队、冲锋队、夜袭队开展斗争；建立交通网，在妇女儿童中组织侦探队，号召他们做瓦解敌军的宣传工作。这个通告，是加强黔东苏维埃运动的又一重要指导性文件。这对于从思想上提高根据地军民对革命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的认识，从行动上动员和组织群众，做好对敌斗争的一切准备，以增强各级苏维埃对敌斗争力量，促进黔东苏维埃运动的更大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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