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国很兴奋：“这是真正的原始林！生态价值极大！”
正走着，前哨组的刘二愣子跑回来报告：“前面有熊！”
大家紧张起来。吴炮手问：“多远？多大？在干啥？”
“约莫一百米，是黑熊，正掏树洞，估计找蜂蜜。”
吴炮手松了口气：“找食的熊，一般不攻击人。咱们绕开。”
队伍悄悄绕行。远远看见了那头熊，果然在掏一棵枯树，屁股撅着，很专注。没发现这边的人。
绕了三里地，回到原路。有惊无险。
第五天，遇到了麻烦——赵强发烧了。可能是过河时着凉，也可能是累的。额头滚烫，浑身发抖。
队伍停下。王经理拿出药，给赵强吃了，让他躺在爬犁上休息。
“不能停太久，”曹大林说，“得找个地方让他好好休息。”
吴炮手看地图：“往前十里，有个猎人小屋，应该能用。”
队伍加快速度。下午三点，找到了小屋。木屋很破旧，但还能遮风挡雨。屋里有些干柴，还有破旧的炕。
生火烧炕，煮了姜汤。赵强喝了，捂上被子发汗。
王建国检查了赵强的状况：“烧得不高，休息一天应该能好。但咱们得耽误一天了。”
“耽误就耽误，人要紧。”曹大林说。
夜里，大家挤在小屋里。炕烧热了，暖和。曹大林和吴炮手商量后面的路线。
“照这个速度，十天到不了漠河，”吴炮手说，“至少得十二天。”
“那就十二天，”曹大林说，“安全第一。”
第六天，赵强烧退了，但还很虚弱。决定再休息一天。趁这时间，大家检修装备，补充柴火。
刘二愣子带着两个年轻人去打猎，改善伙食。他们打到一只雪兔，两只松鸡。晚上炖了，大家吃了顿好的。
第七天继续上路。赵强坚持要自己走，但曹大林让他在爬犁上再坐一天。
路越来越难走。化雪加上冻，形成冰壳，走路打滑。大家绑上草绳防滑，还是有人摔跤。
第八天，遇到了狼。不是一只，是一群，十几只。远远跟着，绿油油的眼睛在树林里闪烁。
这次不是观察，是明显的尾随捕猎架势。
“准备家伙！”吴炮手下令。
大家把爬犁围成圈，人在圈内。枪上膛，刀出鞘。曹大林让后勤组在中间，运输组在外围。
狼群慢慢逼近，在五十米外停住。头狼是一头大灰狼，蹲坐在前，冷冷地看着。
吴炮手朝天开了一枪。狼群骚动了一下，但没退。
“它们饿急了，”吴炮手判断，“不怕枪声。”
“那怎么办？”王建国有些紧张。
“点火，”曹大林说，“狼怕火。”
大家收集干柴、枯草，在周围点了三堆火。火光一起，狼群果然退了，但还在远处徘徊。
“它们不会轻易放弃，”吴炮手说，“咱们得走，不能停。”
队伍重新出发，举着火把。狼群跟着，但不敢靠近。就这样走了两个小时，狼群才放弃。
“好险，”刘二愣子抹了把汗，“要是晚上遇到，更麻烦。”
“晚上不能赶路了，”曹大林决定，“天黑前必须扎营。”
第九天，进入了一片沼泽地。虽然表面冻着，但吴炮手说下面可能有没冻实的泥潭。
“跟着我的脚印走，一步不能错。”他带路。
大家排成一列，踩着吴炮手的脚印。果然，有的地方看着是平地，踩上去软绵绵的，下面是空的。
孙小虎没踩稳，一只脚陷了下去。幸亏旁边赵强拉得快，只湿了鞋。
“换鞋，烤干。”曹大林命令。
在沼泽地走了半天，终于走出。大家都出了一身冷汗。
第十天，看到了人烟——是一个鄂伦春猎人的营地。三座“斜仁柱”（撮罗子），冒着炊烟。
鄂伦春猎人看见队伍，很惊讶。领头的是个老人，叫孟和，六十多岁，会说汉语。
“你们去哪儿？”孟和问。
“去三江口，考古。”王建国解释。
孟和听了，摇头：“那地方，不好。有‘白那恰’（山神）守着，不让凡人打扰。”
“我们只是看看，不动东西。”曹大林说。
孟和还是摇头，但见队伍坚定，就说：“那我派个人给你们带路，免得迷路。”
他叫来一个年轻人，叫巴图，二十岁，是孟和的孙子。巴图会说汉语，熟悉这一带。
“巴图，你带他们到漠河，”孟和吩咐，“但要记住，不能进三江口中心，只能在外围。”
“知道了，爷爷。”巴图应道。
有了向导，路好走多了。巴图知道哪里好走，哪里有危险。他还教大家一些鄂伦春的野外技巧：怎么认方向，怎么找水源，怎么避开危险动物。
第十一天，队伍到达黑龙江边。江面完全封冻，白茫茫一片，对岸就是苏联。
“这就是黑龙江，”巴图说，“沿着江往北走，三天到漠河。”
站在江边，看着宽阔的江面，大家都有种到了天涯海角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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