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后期，四川还诞生了杰出的世界级数学家秦九韶。他在数学领域取得了多项突破性的重要发现，包括对高次方程的深入研究、已知三边求三角形面积的秦九韶 - 海伦公式，尤其是“大衍求一术”，即“中国剩余定理”，对现代代数、代数数论以及现代计算机编码、算法、密码理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广泛的发展前景。
北宋时期，四川的史学领域同样人才济济，司马光助手范祖禹参与了《资治通鉴》的编撰。南宋时期，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980卷，另有总目5卷，举要68卷，详细记录了北宋一代的编年史，极具史料价值；李心传撰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多卷，对高宗以来36年间的事记载得精准详实，他所撰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被誉为“南宋以来野史之最详者”；王偁的《东都事略》，是一部记述北宋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在宋人私史中堪称佼佼者。北宋时期出生于四川眉州的三苏——苏洵、苏轼、苏辙，更是声名远扬。苏轼作为着名的文学家、书画家和政治家，他的作品风格独特，对两宋文学的风格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诗词、书画作品至今仍被人们传颂和珍藏。
然而，这一切的繁荣在1236年戛然而止。蒙古帝国野心勃勃，妄图吞并南宋，其军队如汹涌的潮水般踏入四川，成都首当其冲，成为了战争的重灾区。带队的阔端听算命的说“成都不吉利，不如杀光算了”，竟然真的下了“火杀”令。蒙古兵进城后，如同疯狂的恶魔，见人就杀，无论是老人、孩子还是妇女，都未能幸免于难。
宋末《昭忠录·王翊传》记载：“二十四日，元兵步骑十万至成都，入自东门。二太子坐府衙文明厅，令卜者占，卜者曰：‘民心不归，成都是四绝死地，若往，不过二世，不若血洗而去。’二太子大书‘火杀’二字，城中百姓无得免者。火光照百里。”明杨慎《全蜀艺文志》辑明赵枋《史母程氏传》也有描述：“呜呼！余尝得《三卯录》读之，蜀民就死，率五十人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积其尸，至莫(暮)，疑不死，复刺之。异孙尸积于下，暮刺者偶不及，尸血淋漓入异孙口，夜半始苏，匍匐入林，薄匿他所。后出蜀为枢密使。尝坦视人，未尝不泣下。贺靖权成都，录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
战争爆发前，四川地区人口众多，经济繁荣，“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虽硗确之地，亦耕溽殆尽”，人口总数达1290万，超过清乾隆末因清初移民143年后达到的第一次高峰的857万。然而，在咸淳五年，四川却变得“地旷人稀”。北宋崇宁时，眉州有户约7.3万，按每户5人最低比例计算，约合36万人，这个人口数值在蒙宋战争前应不会明显减少，毕竟期间眉州地区并无大的变乱发生，然而到南宋咸淳元年时，“眉州(苏东坡的故乡)荒废已久” 。
这场屠杀让成都千年积累的文化、经济成果毁于一旦，无数家庭支离破碎。那些传承千年的手艺、文脉，如风中残烛般摇曳欲熄。但成都人骨子里的韧性，让文明的火种未被彻底掐灭。即便在蒙古统治下，民间仍偷偷延续着蜀地文化，像地下的暗流，默默涌动，等待着重见天日的那一天 。
第三次浩劫：张献忠带来的恐怖岁月
时间来到明末，又一个“狠人”张献忠的出现，让成都再次陷入了无尽的恐怖之中。1644年，张献忠带兵进入蜀地，随后在成都称帝，建立了大西国。起初，他或许也曾怀揣着治理四川的美好愿景，想要在这里开创一番新的天地。然而，局势的动荡、各方势力的挤压，很快让他的心态发生了扭曲，陷入了疯狂的杀戮之中。
传说张献忠幼年时，跟随父亲到四川卖红枣，不小心触碰到荨麻被刺痛，便在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发誓若有朝一日得势，必定报复。这个传说的真假虽难以考证，但它却从侧面折射出人们对那段血腥历史的恐惧 。
张献忠的军队在成都及周边展开了惨无人道的杀戮，奉行“归诚草木不动，抗拒老幼不留”的残酷原则。攻打重庆时，因为守军抵抗，城破后他竟下令“城中男女皆断右手”，三十余万人被砍手，鲜血汩汩流淌，场面惨不忍睹。攻克成都后，局势愈发失控，他认定“蜀人德不知怀，威不知畏，屡抚屡叛”，于是展开了更加疯狂的清剿 。
大西军执行“除城尽剿”的命令，将士们被摊派屠杀指标，杀男子一百或女子两百便可升为把总，而且还得砍下手脚作为证明。成都周边很快变成了无人区，简州百姓先是被抢杀青壮，随后老弱妇孺也未能幸免，被称为“卷塘”。城内同样笼罩在恐怖之中，举子们被诱杀，妃子、臣子稍有过失便会被处死。张献忠甚至因为儿子不应声，一怒之下将其杀死，之后又处死了数百嫔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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