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展厅“宦海孤舟”，用泛黄的书卷、褪色的官印拓片和复原的书房，讲述元稹的生平。最让人揪心的是一个玻璃柜，里面陈列着复制的“疟疾药方”和粗陶药罐。药方上的字迹歪歪扭扭，是元稹病中所书：“青蒿一束，水三升，煎至一升，温服”，旁边的说明牌写着“据考证，此为元稹在通州治疗疟疾时所用方剂，比《本草纲目》记载早近千年”。药罐的内壁结着褐色的垢，仿佛还能闻到当年苦涩的药味。展台前，常有老人指着药罐叹息：“元九公在咱这儿，真是遭了罪啊。”
第二展厅“诗韵通州”是纪念馆的灵魂所在。这里没有冰冷的文物，只有“活着的诗”。一面墙被设计成“诗笺墙”，贴满了仿唐代的麻纸诗笺，上面抄录着元稹在通州写的78首诗。《戛云亭》的诗笺旁，挂着一幅戛云亭的水墨画，画中茅屋依山而建，州河在脚下蜿蜒，与诗里“危亭绝顶四无邻”的意境完美重合。另一处展台还原了“元白唱和”的场景：两张相对的书案，分别摆着元稹与白居易的诗集，案上的烛台燃着仿真蜡烛，光影摇曳中，仿佛能看见千年前的深夜，两个贬谪他乡的诗人正借着烛光，把思念写进诗行里。
最动人的是“百姓说元九”互动区。墙上的电子屏循环播放着达州人的采访：卖登高馍的大妈说“元九公让咱达州有了名气”；退休教师说“教学生读他的诗，就是教他们做人要有骨气”；小学生举着自己画的凤凰山说“长大要像元九公一样写很多诗”。旁边的留言本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有稚嫩的笔迹：“元稹哥哥，你的诗很好听”，也有苍老的墨痕：“年年登高，只为看一眼你看过的山”。这些朴素的话语，比任何学术论文都更能说明元稹在达州人心中的分量。
纪念馆的后院是“戛云小筑”，仿照元稹在通州的茅屋建造，竹篱围成的小院里，种着兰草和菊花——都是元稹诗里提到过的植物。茅屋的门框上，挂着一副简陋的木联：“身寄巴山客，心随楚水鸥”，是从他的《遣怀》中摘出的句子。屋内的木桌上，摊着未写完的诗稿，砚台里的墨汁仿佛还未干涸，墙角的陶罐里插着几支干枯的芦苇，让人想起他“芦苇为笔，大地为纸”的清贫岁月。有孩子跑进小院，指着桌上的毛笔问：“这是元九公用过的吗？”工作人员笑着答：“是呀，他正等着你来，教他写几句达州的新变化呢。”
3. 元九登高节：万人同赴的千年之约
对达州人来说，凤凰山的意义，一半藏在平日的晨钟暮鼓里，一半显在正月初九的“元九登高节”中。这场延续了近一千二百年的盛会，早已不是简单的“纪念”，而是刻在骨子里的仪式——就像端午要吃粽、中秋要赏月，达州人过年，一定要登一次凤凰山，仿佛不踩踩那沾满晨露的石阶，不摸摸那系满红绸的相思树，这年就不算过完。
节前半个月，达州城就开始弥漫“元九”的气息。老街的馒头铺前早早排起长队，蒸笼里的“登高馍”冒着热气，馍上的花纹不是普通的福字，而是简化的“戛云亭”图案，或是“元九”两个小字。老板们凌晨三点就开工，面团要揉够百下，说是“揉得越久，福气越厚”。买馍的人多是街坊，见面就问：“初九登高，约不约？”孩子们则缠着大人要买“柏枝符”，小贩们把柏树枝修剪成小巧的束，系上红绳，再挂上迷你登高馍模型，三元一束，转眼就被抢空。
初九这天，天还没亮，凤凰山的山路就已被手电筒的光点亮。登山的队伍像一条长龙，从山脚的“元九登高起点”牌坊一直蜿蜒到山顶，人声、笑声、小贩的吆喝声在山谷里回荡，惊起成群的山雀。最前面的是“头登队”，由几位七八十岁的老人组成，他们拄着雕花拐杖，拐杖头包着防滑胶，是子女特意准备的。78岁的陈大爷已连续登高60年，他说：“我爷爷的爷爷就告诉我，元九公离开那天，百姓们就是这样送他的，一步一回头，登上山顶时，他的船刚过州河湾。”老人们边走边聊，话题从元稹的诗到家里的琐事，偶尔停下来喘口气，用随身携带的水壶喝口热茶，柏枝符在晨风中轻轻晃动。
沿途的“民俗驿站”热闹得像集市。山腰的平台上，穿蓝布衫的民间艺人拉起二胡，唱着自编的《元九谣》：“正月九，登凤凰，柏枝插在衣襟上；元九公，诗儿响，州河水暖稻花香……”调子是老川东的民谣，词里却嵌着元稹的诗。捏面人的师傅面前摆着各种造型，有元稹的书生像，有戛云亭的微缩模型，最受欢迎的是“诗签面人”，面团里裹着写有诗句的小纸条，孩子们攥着舍不得吃。卖灯影牛肉的摊位前，老板挥着刀演示“薄如蝉翼”的切法，说这手艺是“元九公当年教的盐渍法改良的”——真假没人较真，买上一包，咸香的味道在嘴里散开，成了登山途中的美味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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