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锅碗瓢盆里的“儿”
四川人的厨房里，大概是“儿”字最密集的地方。碗叫“碗儿”，筷叫“筷儿”，连盛酱油的小碟子，都得叫“碟子儿”，仿佛这些锅碗瓢盆天生就该带个小尾巴，不然就站不稳似的。
我妈盛饭时总说：“拿个大碗儿来，今天的饭煮得多。”要是盛汤，就换个“汤碗儿”，“汤碗儿要大点，免得洒出来”。她洗筷子的时候，会数：“筷儿少了一根，是不是你又给扔了？”那“筷儿”说得又轻又快，像筷子在碗沿上敲出的脆响。有次我故意学她：“妈，给我个碗。”她头也不抬：“啥子碗？说清楚，是饭碗儿还是菜碗儿？”——原来少了“儿”字，连碗都变得模糊了，分不清是装饭还是装菜，失了烟火气的准头。
厨房里的小物件，更是离不得“儿”。擦桌子的抹布叫“帕子儿”，“帕子儿要经常洗，不然有油味”。刷锅的铁丝球叫“钢丝球儿”，“钢丝球儿不能刷不粘锅，要刮花”。就连灶台上的调料罐，也得按大小叫“盐罐儿”“糖罐儿”“醋瓶儿”，仿佛加了“儿”，调料就不会受潮，永远保持着最鲜活的味道。
我奶奶蒸包子，会在笼屉里垫张“笼布儿”，“笼布儿要湿的，包子才不粘底”。她擀饺子皮，用的是“小擀杖儿”，比北方的擀杖短半截，“小擀杖儿顺手，饺子皮擀得圆”。有次她教我包抄手，捏着面皮说：“抄手儿的边要捏紧，不然煮的时候要散。”“抄手儿”比“抄手”多了点娇憨，仿佛那元宝似的小面皮，也有了自己的小脾气，得哄着顺着才行。
不光是厨房里的物件，连烹饪的动作，偶尔也得沾点“儿”的边。把菜倒进锅里叫“下锅儿”，“青菜要快炒，下锅儿翻两下就起锅”。煮面条叫“下面条儿”，“面条儿不能煮太久，不然耙了不好吃”。甚至切菜的声音，都带着“儿”的影子——“咚咚咚”切萝卜，“萝卜要切小块儿”；“擦擦擦”擦姜，“姜末儿要擦细点，才出味”。
有次在饭馆后厨，听见厨师跟徒弟喊：“把盘子儿摆好，客人要来了！”“盘子儿”叠着“儿”，像是在催促，又带着点“快点，但别慌”的从容。四川人在厨房里用“儿化”，不是刻意为之，更像是和这些锅碗瓢盆相处久了，自然生出的默契——就像跟老朋友说话，不用讲究措辞，怎么顺口怎么来，反而透着最实在的亲近。
四、街巷里滚出来的“儿”
走在四川的街巷里，“儿”字像颗玻璃弹珠，滚得满地都是。卖糖画的老汉敲着铜锣：“糖人儿，糖人儿，好看又好吃！”那“糖人儿”的“儿”裹着糖香，从街角飘过来，勾得细娃儿们拽着大人的衣角不肯走。
修鞋的师傅坐在小马扎上，手里拿着锥子：“这个鞋跟儿松了，我给你钉紧点。”补衣服的嬢嬢眯着眼穿线：“袖口儿磨破了，我给你打个补丁，看不出来的。”他们说的“鞋跟儿”“袖口儿”，加个“儿”，仿佛那些磨损的地方也变得不那么刺眼了，透着点“小问题，包在我身上”的笃定。
巷子里的麻将声里，也藏着“儿”。“碰！”“杠！”“幺鸡儿！”——幺鸡是一条，加个“儿”，牌桌上的紧张就松了半分，仿佛那只红冠子的小鸡，扑腾着翅膀从牌堆里跳出来，逗得满桌人笑。赢了钱的大爷数着票子：“今天手气好，赢了几十块儿。”“块儿”比“块”多了点轻飘飘的得意，像揣在兜里的不是钱，是点小确幸。
最有意思的是四川话里的“角儿”，不光指角色，还能指零钱。“给我找两个角儿”，就是要两毛零钱；“这个角儿揣在兜里要掉”，说的是硬币容易丢。有次坐公交，投币时掉了个五角硬币，司机师傅笑着说：“这个角儿还挺调皮。”——把硬币叫“角儿”，加个“儿”，连掉钱的懊恼都淡了，仿佛那硬币不是丢了，是自己跑出去玩了，带着点孩子气的宽容。
小时候在巷子里追猫，猫钻进了“洞洞儿”——墙根下的小洞，加个“儿”，就成了猫的秘密基地。喊小伙伴回家吃饭，站在院门口喊：“三娃儿！回家了！”那“儿”字在巷子里拐几个弯，钻进各家各户的窗户，比什么都管用。有次隔壁王爷爷喊他孙子：“狗蛋儿！你妈给你买了冰棍儿！”“冰棍儿”的“儿”带着凉意，从舌尖滑到心里，连夏天的热都消了大半。
四川话的“儿”，在街巷里滚得越久，就越有烟火气。它不像书面语那样端着，也不像外地话那样生分，就像巷子里的青石板，被几代人的脚印磨得光滑，踩上去踏踏实实的。你说它是口音也好，是习惯也罢，说到底，是四川人把日子过成了“自己人”的模样——不用装，不用演，把那些寻常物件、琐碎日子，都用“儿”字轻轻一裹，就裹出了家的味道。
五、时光里泡软的“儿”
奶奶九十多岁了，说话漏风，却依然把“豆”叫“豆儿”。有次她指着桌上的红豆，颤巍巍地说：“红豆儿……煮稀饭……”我凑近听，那“儿”字含在嘴里，像颗化了一半的糖，含糊却温暖。她年轻时在乡下种豆子，收工回来就坐在门槛上捡黄豆，“这个黄豆儿饱满”“那个绿豆儿瘪了”，几十年过去了，豆子换了一茬又一茬，她嘴里的“儿”字却没变，像根线，把过去和现在缝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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