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的烟，是长在时光里的树。那些红的、蓝的、印着山川草木的烟盒，曾是街头巷尾最寻常的风景，如今却像落尽的叶子，藏在记忆的泥土里。但只要有人轻轻翻动，就能闻到当年的香——那是茶馆的茉莉香，田埂的泥土香，码头的江风香，混着烟丝的醇厚，在岁月里酿成了酒，抿一口，全是巴蜀的滋味。
一、飞雁折翅时，厂矿的灰蓝记忆
飞雁牌的烟盒，是川东厂矿里抹不去的灰蓝。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达州的纺织厂、南充的机械厂，工人师傅们的工装口袋里，十有八九揣着这抹蓝。烟盒上的飞雁展开翅膀，翅膀尖沾着点白，像刚掠过嘉陵江的水面，朴素得像车间里的扳手。
爷爷是纺织厂的老机修工，他的工具箱里总压着几叠飞雁烟盒，边角磨得发毛，有的还沾着机油。“这纸厚实，比牛皮纸还经用。”他用烟盒垫螺丝、包铁钉，甚至给我折过纸船，船身印着“飞雁”二字，放在厂区的池塘里，能漂一下午。
那时候，工人之间递烟，递的是飞雁才叫“不见外”。歇工铃一响，车间门口的梧桐树下就聚起一群人。穿蓝色工装的师傅们掏出烟盒，“啪”地弹出一支，烟在粗糙的掌心里滚半圈，再递给旁边的徒弟。徒弟双手接过，用火柴“擦”地引燃，呛得咳嗽，师傅就笑：“慢点抽，这烟性子烈，像川东的太阳。”烟圈混着机器的轰鸣，把八小时的疲惫都圈了进去，散在风里。
父亲追母亲时，就靠飞雁壮过胆。1985年的电影院门口，他攥着半包飞雁，手心的汗把烟盒浸得发皱。母亲和女伴走来，他鼓足勇气递上一支，烟在颤抖的指间晃，话没说几句，脸比烟蒂还红。母亲后来总笑他：“当年就看上你那支烟的诚意了——烟盒都捏变形了，还舍不得扔。”
飞雁的消失，像一场慢慢停摆的钟。90年代初，厂里开始出现带过滤嘴的香烟，烟盒上印着高楼大厦，年轻人说“飞雁太土，没过滤嘴呛得慌”。爷爷却照旧买，直到有天供销社的柜员说“进不到货了”，他才愣在原地，手里的空烟盒捏成了团。
最后一次见飞雁烟盒，是在废品站的纸堆里。那只飞雁的翅膀被撕了个口子，再也飞不起来。爷爷捡回来，用胶带粘好，夹在他的工具手册里，“留着，看个念想”。如今那本手册还在，飞雁的翅膀却早已脆得一碰就碎，像被风吹散的棉絮。阳光透过纸页，能看见烟盒背面模糊的字迹：“四川卷烟厂出品”，那行字，比爷爷眼角的皱纹还要浅了。
二、红芙蓉谢了，喜宴上的那抹艳
红芙蓉的烟盒，是巴蜀喜宴上最扎眼的一抹红。烟盒上的芙蓉花层层叠叠，花瓣边缘描着金，像刚从锦江里捞出来的，带着水汽的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川南乡下，谁家办喜事，桌上没摆红芙蓉，都不好意思请宾客。
奶奶说，1973年她嫁爷爷时，陪嫁的木箱里就躺着两条红芙蓉。那时候物资紧俏，爷爷托人在县城供销社排队才买到，烟盒用红绳捆着，像两封滚烫的情书。拜堂时，爷爷给长辈递烟，烟盒在手里转得飞快，红得像团火。有长辈接过烟，夹在耳后，说“沾沾喜气”；孩子们则盯着烟盒，等宴席散了，抢着要去折成小船，在院子的水沟里漂，船尾拖出的水痕，像芙蓉花的影子。
红芙蓉的烟丝里，混着点说不出的甜。老人们说，那是加了泸州的桂花，抽起来不呛，连不抽烟的姑娘都能夹在指间把玩。我表姐的嫁妆盒里，至今压着个红芙蓉烟盒，是她十岁时在姑姑婚礼上抢的。“当时觉得这花比新娘的头花还好看，”她摸着烟盒上磨平的花瓣，“后来才知道，那烟盒被姑姑的婆婆压在箱底三年，就等办喜事时用。”
乡下的喜宴上，烟盒还有妙用。账房先生用烟盒记礼单，红底黑字格外清楚；孩子们把烟盒叠成“三角板”，在晒谷场上拍得“啪啪”响；新媳妇给长辈敬烟，烟盒要双手捧着，长辈接过烟，会往烟盒里塞个红包，“这叫烟盒藏福”。
红芙蓉的谢幕，像一场慢慢暗下去的灯。记不清是哪年春节，去内江乡下拜年，发现喜宴上的红芙蓉换成了印着龙凤的香烟。问堂叔，他叼着烟说：“现在时兴带爆珠的，年轻人嫌红芙蓉老气，说烟盒上的花像年画。”宴席散后，我在灶房角落看见个被踩扁的红芙蓉烟盒，芙蓉花的金粉掉了大半，像褪了色的春联。
去年在成都送仙桥旧货市场，见着个红芙蓉烟标，摊主用玻璃框装着，标着“80年代藏品”。我摸了摸那褪色的红，纸页薄得像蝉翼，边缘卷着毛边，像触到了奶奶鬓角的霜——当年的鲜亮，终究抵不过时光的磨洗。但奶奶说，她总在梦里闻到红芙蓉的香，那香味里，有鞭炮的硝烟，有新被褥的皂角味，还有她年轻时，爷爷递烟时发烫的指尖。
三、工字牌的锈，工地上的铁骨
工字牌的烟盒，是巴蜀工地上的“铁勋章”。烟盒上的“工”字方方正正，黑得发亮，像用錾子刻在铁板上的，透着股硬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重庆、攀枝花，工地上的男人，兜里要是没包工字牌，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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