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寨沟的烟丝里，混着点松针的清苦。烟厂的人说，那是加了黄龙的高山草甸的气息，抽起来有“仙气”。我小时候写作文《我的家乡》，还照着烟盒上的图案，用蜡笔描过一幅九寨沟的画，蓝的海、绿的树、白的瀑布，老师在评语里写：“画得像真的一样。”其实我从没去过，全靠烟盒上的色彩撑着胆子想象。
烟盒还藏着旅人的心事。有次在松潘古城的客栈，见个背包客在烟盒背面写日记，字迹被高原的风吹得发飘：“2005年7月，在五花海遇见穿红裙的姑娘，她的笑比烟盒上的海还蓝。”烟盒后来被他夹在游记里，成了最鲜活的注脚。
九寨沟烟的退场，像一场慢慢褪色的梦。后来旅游市场的伴手礼越来越多样，牦牛肉、藏茶、唐卡成了新宠，烟渐渐被挤到了货架角落。2010年再去九寨沟，商店老板说：“现在游客不爱带烟了，说不健康，都买青稞饼。”
前阵子整理书柜，翻出母亲当年带回来的烟盒，五花海的蓝已经发灰，像被岁月蒙上了一层纱。想起当年对着烟盒憧憬远方的自己，忽然明白，消失的不只是烟，还有那个拿着烟盒就能想象世界的年纪——那时的美好，简单得像烟盒上的画，蓝是蓝，绿是绿，白是白，没那么多弯弯绕。
六、攀西的阳光落了，矿山里的烈
攀西牌的烟，带着川西南河谷的烈阳味。烟盒上的攀枝花红得像团火，花瓣边缘泛着金，花底下印着行黑字：“凉山·攀枝花”，字的笔画里都透着热。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攀西地区，这抹红是矿山、河谷、彝家村寨里最硬的“通货”。
表哥是攀枝花矿山的老矿工，他说：“在井下，攀西就是‘强心针’。”下井前抽一支，“壮胆”；升井后抽一支，“压惊”。矿工们的烟盒，边角总带着煤渣的黑，却被手心的汗浸得发亮，像裹着层釉。烟盒里的烟丝，粗得像麻绳，却金黄发亮，“那是用金沙江畔的烟叶做的，晒足了180天太阳”。
矿山的宿舍里，烟盒是“社交货币”。新来的矿工递上攀西，老工人接了，才算“认了你”；谁家里有事，大家凑钱买几条攀西当礼，“比送酒实在”；连彝族的小伙子追姑娘，都会在烟盒里塞朵索玛花，“烟是烈的，花是柔的，姑娘才喜欢”。
有次矿里出了点小事故，表哥和工友们被困在井下两小时。黑暗里，他摸出最后一支攀西，烟盒“啪”地弹开，火光在十几双眼睛里跳。烟在粗糙的指间传，一口烟一口粗气，烟丝燃尽时，救援的灯光也照了进来。“那烟味，比啥都提神，”表哥说这话时，指节在烟盒上敲了敲，像在敲当年的矿灯，“后来才知道，每个人都留了最后一支，想给别人壮胆。”
攀西的阳光，终究没能晒过时代的风。2015年表哥退休时，矿山里的年轻矿工已经爱抽带薄荷味的细支烟，他们捏着攀西的烟盒皱眉：“这烟太烈，呛得慌，像喝二锅头。”表哥没说话，把自己攒的二十多个攀西烟盒捆成一摞，放在宿舍的窗台上，烟盒上的攀枝花，红得依旧扎眼，像在跟岁月较劲。
去年回老家，见表哥在整理老照片，相册的最后一页，夹着个塑封的攀西烟盒。他指着烟盒上的攀枝花说：“这花，学名叫木棉，在我们矿山，开得比谁都泼辣。这烟里，有金沙江的水，有大凉山的风，还有我们这些老矿工的汗。”
巴蜀的烟盒，是时光的琥珀。飞雁的灰蓝、红芙蓉的艳、工字牌的硬、山城的雾、九寨沟的仙、攀西的烈，都被封在薄薄的纸页里，藏着一代人的笑泪。它们或许不再出现在街头巷尾，却在记忆里生了根——爷爷工具箱里的烟盒纸船，奶奶嫁妆里的红芙蓉影子，父亲工地上的“工”字勋章，外公码头边的解放碑剪影……
这些消失的烟，像老茶馆里的盖碗茶，茶凉了，碗还在；像川剧舞台上的变脸，脸变了，魂还在。只要有人记得烟盒上的图案，记得烟雾里的笑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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