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民的罗盘：崖缝里的坐标
1958年深秋的绵阳龙门山脉，晨雾还没散尽，猎户老杨就被一阵奇怪的脚步声惊醒。他抄起猎枪躲在门后，看见五个穿中山装的人踩着露水走来，帆布包上“地质勘探”四个字被树枝勾得发毛。领头的年轻人戴眼镜，镜片上沾着泥点，递过来的烟卷还带着成都卷烟厂的薄荷味。
“老乡，想找个能挡得住飞机的山坳。”年轻人说。老杨叼着旱烟袋打量他们——手比山核桃还嫩，鞋却磨出了洞，不像勘探队，倒像逃荒的。但他没戳破，领着他们钻进了最深的峡谷。
“这疙瘩叫‘老鹰嘴’，”老杨用烟杆指着三面悬崖，“当年红军在这儿藏过粮，飞机扔炸弹都炸不着。”他扒开崖边的灌木丛，露出块青石板：“这是‘望星石’，天晴时能看见北斗，准得很。”后来，这块石板成了导弹测试场的基准坐标，科研人员在上面刻了条十字线，误差不超过0.5度。
老杨成了科学谷的“活地图”。科研人员要在山坳里建实验室，他带着三个儿子砍了三天三夜，劈出条能过板车的路；暴雨冲毁了通往基地的木桥，他教大家用楠竹编筏子，竹篾要选三年生的，说“这样才经得住导弹零件的重量”；甚至连发电机该埋在哪，他都有讲究：“得在背风的崖下，不然冬天下雪冻住油管，机器就成了哑巴。”
1963年冬天，红旗一号要在山里做低温测试。凌晨三点，老杨揣着瓶烧酒领路，雪没到膝盖，他走几步就用砍刀在树上做个记号。“往左拐，那边有片松林，能挡挡雪。”他回头喊，呼出的白气在手电光里散开，“再往前走三里，有处温泉眼，机器冻住了能去那儿化冻。”那天，测试设备果然在温泉边派上了用场，数据比预期还稳定。
科学谷的档案室里，存着一沓泛黄的纸条，都是老杨用木炭写的。“明日卯时，西风转东南，宜放线”——旁边有科研人员的批注：“1963年10月12日，依此时间测试，导弹稳定性提升12%”。“老鹰嘴南坡，辰时多雾，巳时雾散”——对应的测试记录里写着：“避开雾段发射，命中率提高8%”。
老杨的儿子杨建军，后来成了基地的司机。他开车从不用导航，全凭父亲教的“山形记忆法”：“看见‘笔架山’就左拐，望见‘卧牛石’就右行，比仪表盘准。”有次运送导弹陀螺仪，半路遇上塌方，他凭着记忆绕到一条猎人走的小道，准时把设备送到测试场。“我爹说，路是人走出来的，就像导弹的弹道，看着难，找着规律就顺了。”
1988年红旗七号定型那天，老杨已经82岁了。他让孙子背着去看发射，导弹升空时，他突然对着山坳喊：“红军同志，你们看，咱们的‘铁鸟’飞起来了！”声音在山谷里荡开，像一声迟到了三十年的回答。
二、针线里的参数：布帛上的图纸
张淑敏的缝纫机，是1965年从成都旧货市场淘来的“战利品”。作为中物院资料员，她的办公室在山洞改建的档案室隔壁，缝纫机咔嗒咔嗒的声音，和算盘珠子的噼啪声混在一起，成了科学谷最特别的“背景音”。
“王工的袖口又磨破了，”她拿起件工装外套，对着灯光照了照，布面上的经纬纹路看得清清楚楚，“搞计算的人，袖口得缝三层布，不然算盘珠子磨得慌。”她的针线笸箩里，除了顶针、剪刀，还躺着几支不同颜色的钢笔——红笔标重要数据，蓝笔写备注，铅笔打草稿，就像她缝补时用的线：粗线缝耐磨的部位，细线补容易勾挂的地方。
1970年红旗二号试射前，图纸突然不够用了。苏联专家撤走时带走了大半资料，剩下的草图被雨水泡得模糊。张淑敏看着科研人员急得团团转，突然想起小时候母亲绣嫁妆的样子——复杂的花纹记不住，就用不同颜色的线绣出轮廓。
“我来试试。”她找出库房里的粗帆布，用红丝线绣弹道轨迹，蓝棉线标飞行参数，针脚的疏密代表数据误差：密针是误差小于1%，疏针是误差在1%-3%之间。最妙的是她绣的“干扰区”——用黄线绣成波浪形，像极了雷达屏幕上的杂波。
“这哪是布，是活图纸啊！”总工程师捧着帆布激动地说。测试那天，科研人员们把“布图纸”挂在临时指挥部的岩壁上，红丝线在油灯下闪着光，像条指引方向的路。后来，这“布图纸”成了紧急情况下的备份，比纸质图纸更经得住山里的潮气，张淑敏也得了个外号：“绣花资料员”。
她的缝纫机抽屉里，藏着个铁皮盒，里面全是从工装上拆下来的碎纸。有次缝补钟山的外套，从口袋里掏出半张写着公式的烟盒纸，边角都磨圆了；给李薰补裤子时，发现裤脚卷着张演算草稿，上面还沾着窑炉的黑灰。“这些纸比宝贝还金贵，”张淑敏把碎纸按日期拼起来，粘在硬纸板上，“说不定哪块就是解开难题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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