叉车的液压杆发出沉闷的嗡鸣，将最后一个印有英文字样的集装箱托盘落在指定货位时，林阳抬手抹了把额角的汗。八月的阳光已经带着灼人的力道，透过外贸仓库高窗斜切进来，在布满灰尘的空气里划出一道道金色轨迹，空气中弥漫着橡胶轮胎与化工原料混合的特殊气味——这是他工作了一年多的地方，一家私营化工企业的外贸库区，他的头衔是仓库管理员，手下管着三个理货员，以及永远也理不完的报关单据和集装箱铅封。
“小林师傅，歇会儿呗？”老周把冰镇酸梅汤递过来，塑料瓶壁上的水珠洇湿了他袖口的蓝布工装，“你这早上来就跟打了鸡血似的，叉车开得比报关行的催单电话还急。”
林阳拧开瓶盖灌了大半瓶，喉结滚动的间隙瞥见货位尽头那群扎堆抽烟的同事。王姐正踮着脚朝这边望，手里还攥着记账本，那架势分明是等他过去“审讯”。他忍不住苦笑，上周六那场被母亲硬塞进日程的相亲，终究没能逃过物流仓库这张无形的信息网。
“还能为啥，上周那票德国来的环氧树脂堆错了区，报关单上的HS编码跟实物对不上，早上被张经理在晨会上点名了。”林阳把空瓶捏扁扔进回收箱，金属变形的脆响里带着点泄愤的意味，“你们这帮人也真是，仓库里的货位编号记不全，打听起别人私事来比记集装箱号还上心。”
王姐果然凑了过来，手里的圆珠笔在记账本上敲出哒哒声：“那不是关心你嘛。大学毕业的文化人，在咱们这仓库里屈才了，婚姻大事再不上心，对得起你爸妈？你妈现在在派出所当协管员，穿制服的，多体面，对得起她这份心不？”
这话戳得林阳耳根发烫。当年从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他没像同学那样去当老师，反而一头扎进了这家化工企业的外贸仓库。父母虽没明说，但每次父亲从炼油厂下班回来，看着他沾满机油的工装时那欲言又止的眼神，他都能读懂里面的惋惜。尤其是父亲去年在车间摔了一跤后，这种沉默里又多了层催促——炼油厂的老伙计们孙子都能打酱油了，自家儿子却连个对象都没有。母亲更不必说，早年失了业当家属工，起早贪黑操持家务，前年政府给安排到派出所做协管员，每天戴着红袖章在社区巡逻，制服洗得笔挺，逢人就说“咱也为公家办事了”，这份体面里藏着的期盼，林阳比谁都清楚。
“就是，小林可是咱们仓库唯一的大学生，”负责核对单据的小李推了推眼镜，把一摞报关单码得整整齐齐，“上次王姐介绍那姑娘，听说在事业单位上班，跟小林也算是文化人对文化人，怎么就没成？”
林阳蹲下身检查托盘上的防雨布，手指划过印着德语的唛头，那些扭曲的字母让他想起相亲时姑娘递来的名片——某文化公司的策划，指甲上涂着跟仓库警示灯一样刺眼的红色。他当时脑子里莫名蹦出《诗经》里的“手如柔荑”，再看看眼前涂着亮片的指甲，终究没找到合适的话题。
“就那样。”他重复着这句说了无数遍的话，指尖捻起一根断裂的打包带，“没共同语言。”
“啥叫共同语言？”老周蹲下来帮他扯紧防雨布，粗粝的手指在帆布上搓出沙沙声，“你跟咱仓库这些大老粗有共同语言？不也处得挺好？我看就是你要求高。你爸在炼油厂干了三十年，踏踏实实的老先进；你妈更别说，早年失了业当家属工，现在政府给安排到派出所当协管员，穿制服戴工牌的，多体面。一家子都本本分分过日子，这样的人家，还能选不出个合适的儿媳妇？”
林阳没接话。他知道老周说的是实情。父母都是体面人，父亲在炼油厂干了三十年，从学徒做到车间主任，母亲早年失了业，踩着缝纫机做过家属工，扫过厂区马路，前年总算盼来好政策，进了派出所当协管员，家里的茶几上总摆着她洗得发白的红袖章，旁边是父亲的劳模奖状。他高考那年以全市文科第三的成绩考上师范大学，一度是家属院里的范本。可谁也没料到，他毕业后果断拒绝了母亲托关系找的中学教职，愣是自己应聘了这家私营企业的仓库管理员。
“外贸仓库能接触到不同国家的单据，也算跟文字打交道。”当时他这样跟父母解释，却没说真正吸引他的是这里的清静——不用应付教室里叽叽喳喳的学生，不用琢磨教案里的标准答案，只要对着单据把货物归位，叉车的轨迹比人心好预测得多。
可这份清静在婚姻大事上彻底失效了。母亲的电话像仓库的到货通知一样准时，每周三通，内容永远围绕着“张阿姨的侄女”“李叔叔的外甥女”打转。上周那场相亲就是母亲趁他回家拿换洗衣物时硬塞给他的，对方是炼油厂会计的女儿，在银行上班，母亲说“知根知底，安稳”。
他记得那天在咖啡馆里，对方盯着他手腕上那块洗得发白的电子表问：“你们仓库管理员月薪多少？够不够养车？”他刚说“四千多”，对方就开始讲单位里谁嫁了拆迁户，谁的老公开公司。他突然想起《红楼梦》里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原来成年人的相亲场上，这些学问比书本里的注解更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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