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名的“安庆义勇案”就属此类：一地士绅自设义勇队擒盗，用柴房关人逼供致死，事后朝廷追责，抄家充军。所以，那些“自家地牢”“审讯密室”“奴仆监禁”等情节，在真实历史里不是“智慧”，而是自找灭门。
古代刑律极为重视命案，一旦死人，必须入“刑名科”，由府、道、刑部三级审理，称为“三复奏”。哪怕是杀的是“盗匪”、“淫邪”、“奸妾”，也必须查明缘由、验尸、验伤、立卷、送京。如程序不全，即判为“越刑”。
你“看不惯”“替人出头”打死人，律法不会管你的动机，只认你“越权行刑”。这种案件若审理发现你擅刑，极易被定“故杀”，可能会押赴菜市口，而不是被歌功颂德。
“不经官吏而断事”是明令禁止的司法大忌。私刑的本质是“僭越法统”。不管你是什么身份，是“正义大侠”“清官后人”，只要不经官府，私自施刑，皆属违法。唐律中明确禁止“代官断狱”；宋代《刑统》进一步规定：“凡百姓断事，不听公议者，并论私断。”
这也说明古代社会对“执法”有极高要求，强调“审有司、讯有吏、判有法”。任何人哪怕理由正当，也不得代替朝廷执法。否则，就是挑战王法、冲击秩序、扰乱纲常，其罪之重，并不在“动机”，而在“行为”。
私刑在古代并不是“义行”，而是违法。它破坏国家法治秩序，动摇基层统治根基。无论是士人、乡绅，还是侠客、仆人，只要越权施刑，就必然遭遇官府追查和律法制裁。法律不许“以暴制暴”，更不容“民间设刑”。那些小说中的“打完就跑”“私审就放人”，在历史现实中，不仅行不通，还极可能被抄家灭族。权力必须在制度内行使，才称正义；离开律法的“正义”，就是动乱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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