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史、按察、谏官等角色，除了查贪反腐，还承担“纠风肃纪”的职责。比如若有人在科举舞弊、朝会迟到、祭祀仪式失礼，都可能被御史记录在案、上奏弹劾。甚至在朝廷的“衣冠整洁”、宫廷仪仗的流程细节，御史也会紧盯不放。
宋代有个有趣例子：监察御史曾上书弹劾某官员在朝会上“醉酒站不稳”，虽然不构成重大罪名，但此事传遍官场，严重损伤个人声誉，被讥为“朝醉官”。这说明监察制度不仅是打击违法犯罪，更是一种风纪维持和政治纪律保障。
在地方也是如此。明清时期，一些地方监察官员要求地方父母官“不准淫宴、不准赌博、不准借节庆收礼”，哪怕只是民间反映强烈，也要上报，典型的“风闻纠察”。这种操作，有点像今天的“舆情回应+纪委调查”。
很多人以为古代只有高层监察，县一级甚至以下无人监督，实际上不然。比如县衙设有“主簿”“典史”“胥吏”等分职官员，相互制衡；而上级州、府官员也有定期考察、稽核的职责。每年县令政绩要向州府报送《政绩考》，州府会逐级审核，并上报中央。
此外，还有“乡约”、“里正”系统，虽然不具备现代法律意义上的监察权，但在社会组织上发挥监督作用。例如某个县令强征苛捐，百姓可以联合里正、宗族向巡按或知府上访，若巡按愿意立案，便能形成震荡效应。
虽然这些机制比不上现代监察委或审计署那样专业化、法制化，但对于古代资源有限、人力稀缺的体制来说，已经是相对成熟的安排。
必须承认，御史制度也有它的黑暗一面，比如诬告、权斗、党争。尤其是在政治斗争激烈时期，御史往往成为打击异己的工具。例如宋神宗年间“新旧党争”，御史轮番弹劾对立派系官员，真假难辨，最终变成“文字狱”。
明代更夸张，朱元璋一度借监察之名大肆肃反，御史只需口头供词便能定人罪。但不能因此否定整个制度。在正常年份，监察御史仍然以查实为主，且存在复议、皇帝裁断等后续环节，不至于无限扩大。
就像现代也有“被双规”的冤案，古代御史制度也会被滥用。但这不能掩盖它在监督官僚体系、维护基本秩序上的历史作用。
回头看，古代中国从未是一个没有监察机制的“独裁真空”。不论朝代更迭，御史台、都察院、按察使、谏院、风闻言事、巡按制度……这些体系都在告诉我们：权力再集中，也有“眼睛”在盯着。
你会发现，所谓“皇帝随便杀人、官员随便贪污”的想象，在历史现实面前是站不住脚的。即便是最专制的皇权时代，也需要依靠监察制度维系朝政稳定和社会秩序。
古人并不比我们“法治观念差”，只是资源分布不同、制度形态不同而已。在那种环境下，他们已经尽力构建了一套自我监督、自我清理的系统。这些监察制度之完善、权力之独立，远比某些小说里所描绘的“没人管”更真实，也更令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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