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案并非法律不完善的证据，恰恰是制度运行的真实痕迹。因为有制度、有流程、有复核，才可能留下“平反”的余地。
比如《赵作霖冤案》在清朝咸丰年间被揭发，是因为其家属不断上诉，经省、道、部三审，终于平反。若无“申冤渠道”、若非卷宗完备，是不可能平反的。
明朝施行“申覆制”，犯人可越级申诉；清代设“申诉簿”记录重审案件。现代人讥笑“十年冤狱”，但十年能翻案，已经比很多近现代国家早了好几个世纪。
古代的“重刑”逻辑，是社会资源短缺下的控制手段。
为什么“偷三两银子”也要砍手？为什么“盗贼成群”要夷三族？归根结底，是国家没有能力长时间“养犯人”。
没有现代监狱系统，没有再教育经费，官府也不想负担“管饭”的成本。于是只能靠“一次性惩罚”——杖、流、斩、枷等迅速惩戒手段维持治安。
这不是法律野蛮，而是社会条件逼迫下的“效率法”。放在当时是理性的选择。
法律残酷，不等于制度落后。真正的落后，是无法维持法律秩序，不知如何界定是非，不知如何保障正义。
中国古代虽刑罚残酷，但制度逻辑是完整的。等级、身份、亲属、地点、时间——都在法典中详细记载；处罚种类、流程规范、责任划分——都能追溯可查；纠错机制、复审制度、赎罪办法——都有固定程序。
所谓“落后”，恰恰是误解。古代刑法在其历史阶段，是高度合理、实用主义和伦理主义结合体。
用现代眼光看古代刑罚，只看到“刀斧”，忽略了“法律”。
如果只看凌迟、斩首、刖足这些酷刑，就说古代“没人性”、“法治崩溃”，那就像只看显微镜下的细胞说“人类就是细菌”一样荒谬。
真正的历史法治，是一套复杂体系——既有道德伦理的牵引，也有行政效率的考量，更有制度层面的纠错能力。它也许不像现代法那么“人权优先”，但它自有一套“社会稳定优先”的逻辑。
残忍的是工具，严密的是制度。古代法律，是“猛药治乱世”的版本，是那个时代最能维持秩序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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