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中旬，归宁城
年关将近，归宁城的寒意里掺进了一丝隐约的躁动。
不是慌乱，而是一种蓄势待发、新旧交替特有的紧张与期待。
街上的积雪被扫到路旁，露出湿漉漉的青石板，车马行人比往日多了不少，许多面孔带着远道而来的风尘。
王府议事堂，如今灯火通明的时间越来越长。
炭火烧得旺，却驱不散弥漫在空气中的严肃气氛。
张全、洛天术、王东元、邵经、周兴礼、田进、陶玖、唐展、陈漆、涂顺等核心重臣几乎日日在此，与严星楚一同，为新朝的骨架添砖加瓦。
确认国号、登基诏书、大赦天下诏、追尊先祖诏、改元正朔这几件关乎“名分”和“气象”的大事，推进得出乎意料地快。
国号依然沿用洛为新朝国民，前加一个大字，定为大洛。
登基诏书由洛天术主笔，张全润色，文采斐然而不失厚重，历数前朝崩乱、生民倒悬，申明鹰扬军吊民伐罪、一统中土之大义，最后归结于“天命所归，臣民拥戴”，写得堂堂正正。
大赦天下诏则宽严相济，除了谋逆、弑亲等十恶重罪，其余罪犯视情节轻重或赦免或减刑，旨在安抚人心，尤其是新附之地。对新朝立有战功的西夏降将、主动归顺的官员，也明确了优待政策。
追尊先祖诏稍费了些周章，主要争议在追尊的世代和名号上。最终严星楚拍板，追尊父祖三代，以显孝道，但不做过分溢美，务求平实。
争执稍多的，是改元正朔。
有提议用“武定”显赫武功的，有提议用“承安”表继承安定的，也有提议用“延熙”取意光明和乐的。
文臣武将各抒己见，一时间有些热闹。
严星楚听了半晌，放下手中的茶碗，声音不高，却让堂内安静下来。
“诸卿所言皆有道理。”他缓缓道，“‘武定’显功，然天下初定，当思休养；‘承安’、‘延熙’甚好，但略显守成。”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众人，“孤意，年号定为升平。”
“升平？”张全捻须沉吟。
“政通人和，百业俱兴，是为‘升’；兵戈止息，民生安宁，是为‘平’。”严星楚解释道，“此二字，既寄托了对吏治民生之期盼，亦隐含了止戈为武、天下太平之愿景。不算张扬，但足够踏实。诸位以为如何？”
洛天术率先点头：“王上思虑周全。‘升平’二字，质朴而意远，确比过于华美或刚猛的年号更贴合当下，亦能向天下传递与民休息、致力建设之信号。”
周兴礼也道：“名正则言顺。‘升平’之号，稳妥。”
见两位中枢文枢表态，其他人细品之下，也觉得这年号确实有种平实而向上的力量，遂再无异议。
于是，新朝年号便定了下来——升平。
真正的硬骨头，是各衙署的设置，尤其是军事权力机构的划分。
六部的框架借鉴前朝，除兵部外，并无太大争议：吏部管官帽子，礼部管礼仪教化，户部管钱粮户口，刑部管律法刑狱，工部管工程制造。
大家吵吵嚷嚷，主要是争各部尚书、侍郎的人选，以及一些具体职权的微调。
但一到涉及军事决策、统兵、指挥的核心权力如何分配时，议事堂的温度就陡然升高，争论常常持续到深夜。
问题核心很明确：皇权、军权、效率，如何平衡？
有的将领出身的官员认为，既然是新朝，就应强化统帅权威，建议设“大都督府”或“元帅府”，总揽一切军务，直接对皇帝负责，方能令行禁止，应对可能的外患。
但文臣和部分心思缜密的武将立刻反对。
张全说得直接：“权力过于集中一衙，短期或有效率，长远却易生肘腋之患。且与朝廷六部并立，体例不合，恐成国中之国。”
有人提议沿用前朝部分制度，比如五军都督府分掌军籍、训练，兵部掌武选、调发，但指挥作战另设行营。
可这套体系在前朝后期就已显出臃肿、互相扯皮的弊端，被不少人诟病。
还有的建议将作战指挥权完全下放给地方经略使、防御使，朝廷只掌大政方针和后勤。这又引发了对于藩镇割据的担忧。
邵经嗓门最大：“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干脆让王上亲自指挥每一场仗得了！咱们这些老兄弟还省心！”话是气话，却也道出了部分武将害怕被文官体系束缚手脚的焦虑。
田进相对沉稳，但也皱眉道：“最关键的是，日常国防机要、军队调动符令、将领选拔任命、粮草军械保障、乃至战争谋划与前线指挥……这些权责必须清晰、衔接顺畅，不能打起仗来还要几个衙门互相扯皮，贻误战机。”
严星楚始终听着，很少打断。
他让每个人都把想法说出来，甚至鼓励争论。因为只有充分暴露问题，才能找到真正稳妥的解决办法。
这样的激烈讨论持续了数日。
严星楚白天议事，晚上则常与洛天术、周兴礼、张全、邵经、田进少数几人在小书房内反复推演各种方案，有时洛青依送来宵夜，也能看到他们对着画满线条的纸张凝神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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