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的西门町褪去了白日的喧嚣，只有零星几家店铺还亮着灯。周彻从警局出来时，晚风带着初秋的凉意，吹得他打了个寒颤。衬衫领口沾着点法医室的消毒水味，眼底的红血丝像细密的蛛网，连他自己都没察觉，从清晨查案到现在，已经整整十几个小时没合眼了。
“咕咕——”肚子不合时宜地叫了起来，周彻才后知后觉地想起，自己从早上到现在只喝了两杯冷咖啡。他无奈地笑了笑，指尖揉了揉发紧的太阳穴，目光扫过空荡荡的街道——这个点还在营业的，恐怕只有“乐手之家”了。
摩托车沿着武昌街慢慢开，拐进熟悉的巷弄时，远远就听到了吉他声。那旋律很轻，带着点罗马尼亚民歌的忧伤，混着餐厅暖黄的灯光，从“乐手之家”的窗户里飘出来，落在青石板路上，像一层柔软的纱。
周彻停好摩托车，推开那扇挂着铜铃的木门，“叮铃”的响声里，歌声更清晰了——是妮妮的声音。
她坐在舞台中央的高脚凳上，怀里抱着那把熟悉的木吉他，手指轻轻按在弦上，声音比平时低了些，带着化不开的哀伤。歌词是罗马尼亚语，周彻听不懂，但那旋律里的委屈和迷茫，却像针一样扎在心上。妮妮的眼睛看着地面，长长的睫毛垂下来，遮住了眼底的情绪，只有偶尔指尖用力时，吉他弦会发出一丝轻微的颤音，泄露了她的不安。
餐厅里没什么客人，只有扬叔叔和埃琳娜阿姨坐在角落，埃琳娜阿姨手里织着毛衣，眼神却紧紧盯着妮妮，脸上满是心疼。看到周彻进来，扬叔叔站起身，笑着招了招手，示意他找个位置坐下。
周彻选了个靠近舞台的角落，刚坐下，埃琳娜阿姨就端着一杯温水走过来，“周先生，这么晚还没休息？是来找丹丹的吗？”
“不是，刚从警局出来，有点饿了。”周彻接过水杯，指尖传来杯子的温热，心里的疲惫少了些，“妮妮她……知道陈默的事了？”
埃琳娜阿姨的笑容淡了些，轻轻叹了口气，“知道了，丹丹下午打电话告诉我们的。妮妮哭了一下午，晚上非要来这里唱歌，说这样能好受点。”她指了指妮妮手里的吉他，“那把吉他，是她妈妈留给她的，上面刻着她爸爸妈妈的名字。”
周彻顺着她的目光看去，吉他的琴颈处确实有两个小小的刻字，因为年代久远，颜色已经很浅了，隐约能看出是“安娜”和“德全”两个字。他心里一动——之前妮妮说过，她妈妈是罗马尼亚人，爸爸是台湾人，难道这两个名字就是她父母的？
这时，妮妮的歌正好唱完，餐厅里安静了几秒，扬叔叔率先鼓起掌，周彻也跟着拍手。妮妮抬起头，看到周彻，愣了一下，嘴角勉强牵起一个笑容，抱着吉他走了过来，“周彻哥，你怎么来了？”
“来吃点东西。”周彻看着她红肿的眼睛，心里有些不忍，“别太难过了，陈默的事，我们会查清楚的。”
妮妮点点头，没再多说，抱着吉他走到后台，背影看起来格外单薄。
扬叔叔端着一盘刚烤好的甜面包走过来，放在周彻面前，“尝尝，刚出炉的，还是热的。”他在周彻对面坐下，给自己倒了杯红酒，“听丹丹说，你们查陈默的案子遇到麻烦了？”
“嗯。”周彻拿起一块甜面包，咬了一口，温热的面包里夹着核桃和葡萄干，甜而不腻，是熟悉的味道，“陈默死了，死法和前两起案子一样，脖子上有牙印，血液被吸干。我们之前一直怀疑他是凶手，现在看来，他也是受害者。”
扬叔叔喝了口红酒，眼神变得有些凝重，“这么说，真凶还在外面？”
“对，而且我们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有。”周彻叹了口气，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面包盘的边缘，“陈默失踪前留了纸条，说回乡下看父亲，结果是撒谎，现在连他的死因都没头绪，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出现在公园的湖里，又为什么会被同一个凶手杀害。”
“别着急，吃饭的时候别想这些烦心事。”扬叔叔笑了笑，给自己又倒了杯红酒，“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是我一个罗马尼亚老乡的事，说不定……能让你换个心情。”
周彻抬起头，有些好奇，“您的老乡？”
“嗯，叫安娜，是个很善良的女人。”扬叔叔的目光飘向窗外，像是在回忆很久以前的事，“那是 1946年，二战刚结束没多久，安娜和她的台湾丈夫江德全，带着他们三岁的女儿妮可，还有我们夫妻俩，以及一个叫小明的孤儿，一起从法国回台湾。当时我们坐的火车在意大利阿尔卑斯山附近遇到了雪崩，整个车厢都被埋在了雪地里。”
周彻停下手里的动作，认真地听着——1946年，雪崩，罗马尼亚女人和台湾丈夫，这些元素让他心里隐隐有了一种莫名的熟悉感。
“当时的情况比我们后来跟别人说的还要糟糕。”扬叔叔的声音低沉了些，“车厢被埋在雪下，没有信号，没有取暖设备，我们带的食物很快就吃完了。江德全是个很能干的男人，他用随身携带的刀，杀死了车厢里用来拉货的一匹马，我们靠吃马肉勉强维持生命。可妮可还小，才三岁，马肉太粗糙，她咽不下去，一直哭，身体越来越虚弱，小脸苍白得像雪，连哭声都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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