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岁那年的夏天，外公病重了。
消息是邮电所邮差带来的。那天傍晚，我刚从河里摸鱼回来，裤腿还湿漉漉地贴着脚踝，就看到母亲站在院门口，手里捏着一张薄薄的信纸，眼圈红得吓人。
她什么也没说，只是摸了摸我的头，然后转身进屋开始打包行李。
“满崽，明天一早我们去杨家桥。”父亲从地里回来时，母亲已经收拾好了两个大包袱，“你外公不太好。”
杨家桥是母亲的娘家，离我们村有三十多里山路，要翻过两座山才能到。我只在五岁那年去过一次，对外公的印象已经模糊，只记得一个瘦高的老人把我架在肩上，去看桥下的溪流。
第二天天没亮，我们就出发了。山路崎岖，林深叶茂，阳光只能从枝叶的缝隙中漏下些许斑驳的光点。母亲一路无话，脚步匆忙得让我几乎跟不上。父亲偶尔会停下来等我，然后指着路边的野果或鸟窝，试图分散我的注意力，但沉重的气氛始终笼罩着我们。
走到日头偏西，终于看到了杨家桥村口那座标志性的石拱桥。桥下溪水潺潺，几个妇人正在石板上捶打衣服。见到我们，她们停下了手中的活计，交头接耳起来，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复杂情绪。
外公家是村头一栋灰瓦木屋，比记忆中的更加破旧。院墙上爬满了青苔，木门上的春联已经褪色，在微风中哗哗作响。我们刚走近，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就迎了出来，是外婆。她一把抱住母亲，声音哽咽：“桂英，你爹他…怕是撑不过这几天了。”
屋里很暗，即使是在白天，也点着一盏煤油灯。外公躺在里屋的床上，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眼睛深陷，呼吸微弱得像随时会断线的风筝。床边坐着一位穿着藏青色布衣的老者，正在慢慢地卷着一根烟卷。
“这是村里的陈伯。”外婆轻声介绍，“懂些医术，这些天多亏他照应。”
陈伯朝我们点点头，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片刻，眉头微微皱起，但什么也没说。
晚饭后，大人们开始商量守夜的事。外公的情况很不好，按照乡俗，老人临终前需要亲人轮流守夜，以免孤身上路。
“满崽还小，今晚跟我睡吧。”外婆搂着我的肩膀说。
“十岁的男娃不小了，”陈伯突然开口，声音沙哑，“让他也守一夜吧，尽尽孝心，有些事情得亲自面对，做个了断，不然以后更麻烦。”
母亲想说什么，但父亲拉了她的衣袖一下：“陈伯说得对，让满崽也尽份心。”
于是守夜的安排就这么定了下来：父亲守上半夜，我和母亲守子时到寅时，舅舅天亮后来接班。
我被安排在晚饭后先睡一会。外婆给我在堂屋铺了张简易床，我躺上去，很快就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有人轻轻推醒我。是母亲，她脸色苍白，眼里布满血丝。“满崽，该我们了。”
堂屋的钟指向十一点半。夜深人静，村子里连狗吠声都听不见。母亲给我披了件外套，领着我走向外公的房间。
油灯如豆，在墙角的小桌上摇曳。外公的呼吸声更加沉重了，每一次吸气都像是拉风箱，呼气时带着轻微的哨音。母亲坐在床边的椅子上，示意我坐在旁边的小凳上。
“要是困了，就靠着我睡会。”母亲柔声说。
起初，我并不觉得害怕。外公是我的亲人，尽管印象模糊，但血脉相连的感觉让我只觉得悲伤而非恐惧。我端详着外公的脸，那张布满皱纹的面孔在跳动的灯光下明明暗暗，深陷的眼窝像是两个黑洞。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墙上的老钟滴答作响，敲响了十二点。母亲开始打盹，头一点一点的。我却没有睡意，睁大眼睛观察着房间里的一切。
就在这时，我注意到外公的呼吸声变了。
不再是那种沉重拉长的声音，而是变得短促、轻快，甚至带着一种奇怪的节奏感。更让我脊背发凉的是，随着这呼吸声，墙上的影子也开始变化。
油灯在墙角，我们的影子本该投射在对面墙上。可是此刻，墙上除了我和母亲的影子外，还有第三个影子——一个细长、扭曲的阴影，正随着外公的呼吸节奏微微晃动。
我揉了揉眼睛，确信不是自己眼花了。那影子像是一根被拉长的人形，脖子出奇地长，头部呈现出一种不自然的倾斜。它就在外公床头的墙上，随着油灯的跳动而轻轻摇摆。
我的心跳加快了，下意识地抓紧了母亲的衣角。母亲惊醒过来，看了看外公，然后温柔地拍拍我的手：“怕了吗？要不你先回去睡，妈一个人守着也行。”
我张了张嘴，想告诉她墙上的影子，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十岁的男孩已经懂得羞耻，不愿被人当成胆小鬼。我摇摇头，强迫自己不再看那面墙。
然而，恐惧一旦生根，就会迅速发芽蔓延。我开始注意到房间里其他的不对劲。
首先是温度。盛夏的夜晚本该闷热，但这房间却透着一种阴冷，不是普通的凉爽，而是一种渗入骨头的寒意。我的手臂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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