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是在陕西北部一个被层层黄土山塬紧紧包裹的村子里度过的，由爷爷一手带大。
记忆里，父母的印象是模糊的，他们像候鸟一样，只在年关短暂地回来一趟，留下些微薄的钱和几句嘱咐，便又匆匆南下，融进远方那座我从未见过的、据说能长出高楼和工厂的城市。
家里的土坯房，常年只有爷爷、我，还有那头叫“老黑”的牛。
老黑是头老黄牛，之所以叫老黑，是因为它那双温顺的大眼睛周围长着一圈黑毛，像戴了副眼镜，显得格外忠厚。
它是家里最值钱的活物，是爷爷犁地、拉车的伙伴，也是我沉默的玩伴。
奶奶走得早，照片挂在墙上，是个眉眼慈祥的陌生女人。爷爷很少提起她，只是有时喝点自酿的米酒，会对着照片发一会儿呆。父母不在身边，爷爷和老黑，就是我全部的天地。
那年初秋，天高气爽，农忙刚过。一天傍晚，我照例去村后“歪脖子柳”那儿牵老黑回家。
可走到近前，心里咯噔一下——柳树桩上，只剩下一截被磨得毛糙的断掉的麻绳。老黑不见了！
我脑袋“嗡”的一声，像被重锤砸中，我顿时慌了神。丢了老黑，这个家可怎么办？我连滚带爬地跑回院子，带着哭腔喊：“爷！老黑……老黑没了！绳……绳子断了！”
爷爷正坐在门槛上修补一个箩筐，听到我的话，手一抖，篾片划破了手指。
他猛地站起身，脸上的皱纹在暮色里显得更深了，像干涸的河床。“啥时候的事？在哪儿丢的？”他的声音急促，但并没有太多慌乱，多年的孤寂与黄土生活，磨砺出了他一种近乎本能的镇定。
“就……就在歪脖子柳那儿！我下午去看还好好的……”我急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心里充满了自责。
爷爷没再说什么，转身进屋翻找起来。不一会儿，他拿着一支备用的火把和火柴走出来，又拎起他那根磨得油光发亮的枣木棍。“走，去找。这老伙计，许是馋那坡上的草，跑远了。”他的语气尽量放得平静，像是在安慰我，也像是在安慰自己。
那时太阳已经完全落山，最后一丝天光正被潮水般的黑暗吞噬。远处的山峦变成了巨大而模糊的剪影，像是匍匐的巨兽。村庄里零星亮起灯火，那是别人家的温暖，与我无关。
爷爷划亮火柴，“噗”的一声，橘红色的火焰升腾起来，驱散了我们身边一小圈的黑暗。
火焰燃烧松脂，发出“噼啪”的轻响，带着一股焦糊又辛辣的气味。火把的光不稳定地跳动着，我们的影子便被拉得忽长忽短，扭曲着投射在身后的土路上，像两个笨拙而诡异的鬼魅，紧紧跟随着我们。
“跟紧我，别乱看。”爷爷低声嘱咐，他的声音在火把的噼啪声里显得有些飘忽。我紧紧抓着他的衣角，仿佛那是唯一的依靠。
我们先是沿着老黑平时可能去的草坡寻找。爷爷不时停下，蹲下身，凑近火把的光，仔细察看地上的痕迹。黄土路上，蹄印杂乱，很难分辨。
“爷，能找到吗？”我带着哭腔问，心里想着远方的父母，要是他们知道我把牛弄丢了……一定会很着急。
“能。”爷爷头也不回，声音低沉而肯定，“老黑认路，也认家。许是被啥东西惊了，跑岔了道。你看这蹄印，”他指着一处相对清晰的印记，“这是往北沟方向去的。”
北沟？我的心猛地一沉。那是村子背后一条深切的黄土冲沟，沟深林密，地形复杂。关于北沟，村里流传着许多邪门的说法，都说那里阳气不足，有不干净的东西。白天去尚且觉得阴气森森，更别提这深更半夜了。
我下意识地打了个寒颤，抓爷爷衣角的手更紧了。“爷，去北沟啊？”
爷爷沉默了一下，火光照亮他棱角分明的侧脸，他的眉头紧锁着。“蹄印指着这儿，就得去。畜生比人金贵，丢了它，开春的地谁犁？拿啥供你读书？”他的理由很实际，带着庄稼人特有的质朴和艰辛，但我听得出，他语气里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凝重。这个家，太需要老黑了。
我们离开了村路，开始沿着一条陡峭的羊肠小道往沟里走。
火把的光在这里显得更加微弱，只能照亮脚下几步远的地方。两旁是高大的黄土崖壁，被风雨侵蚀出千奇百怪的形状，在跳跃的火光下，那些凹凸的阴影时而像狰狞的鬼脸，时而像潜伏的怪兽。
夜风吹过沟壑，发出“呜呜”的声响，不像风声，倒像是某种低沉的呜咽，从黄土的深处渗透出来。
空气越来越凉，是一种沁入骨头的阴冷。四周安静得可怕，连夏虫的鸣叫都消失了，仿佛这片土地上的所有活物都噤了声。只有我们的脚步声、火把的燃烧声，以及我那越来越响的心跳声。
走着走着，爷爷突然停下了脚步。他举起火把，往前探照。前面的小路分成了两条，一条继续沿沟边向前，另一条则拐向一个更窄、更深的岔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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