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有个很美的名字，柳塘。村口确实曾有一口大塘，塘边几棵垂柳，春来柳絮如雪，夏夜蛙声一片。只是当我终于回来时，塘已半涸，浮着绿得发黑的浮萍，柳树也只剩下两棵枯干的老桩，像两个佝偻的老人守着无人问津的时光。
我离家那年十九岁，背着母亲连夜缝制的布包，里面塞了八个煮鸡蛋、两件换洗衣服，还有父亲偷偷塞给我的三十七块六毛钱。父亲送到村口那棵最大的柳树下就不走了，只说：“在外面不行就回来。”母亲没来，她躲在屋里哭，怕不吉利。
一去二十年。
二十年里，父母先后离世。我没赶上父亲葬礼，他在工地摔下来时我正在东莞一家电子厂加班，等我赶到家已经是三天后了。母亲走得更静悄悄，脑溢血，一个人倒在老宅门槛上，第二天才被邻居发现。我办完丧事就走了。
我离开村子的那天，堂叔送我到村口，叹了口气：“阿强，活着的人总得活下去。”
于是继续活下去。在流水线上每天重复同一个动作四千八百次，在十人一间的宿舍里听着不同乡音的鼾声，在城中村的苍蝇馆子吃五块钱的炒粉，在春节联欢晚会的背景音里数天花板的裂缝。
直到三十九岁这年，厂里说我们这批“老人”可以“自愿离职”，补偿一万八千块。主管说话时不敢看我们的眼睛。一万八千块，买断了我们最好的二十年。
我没去劳动局，没去争吵。只是忽然想起父亲的话：“在外面不行就就回来。”
回哪里呢？
柳塘的老宅还在等我吗？
长途汽车在坑洼的县道上颠簸了六个小时，窗外景色从工厂楼房渐变到田野山丘，又从田野山丘渐变到荒草萋萋。车上连我只有五个人，都沉默着，像运载着一车往事。
到镇上时已是黄昏，去村里的三轮车早就没了。我拎着一个褪色的行李箱走在记忆中的土路上，路却窄了许多，两旁长满齐腰的野草。偶尔见到几栋贴着瓷砖的新楼，门窗紧闭，阳台上晾着空荡荡的衣架。
村口的柳塘比我记忆中更小了，像一块被遗弃的绿玻璃。塘边立着“危险勿近”的木牌，字迹已经模糊。我站了一会儿，想起小时候和玩伴阿丽在这里捞蝌蚪，她总是怕滑进塘里，紧紧拉着我的衣角。
老宅在村西头最尾处。穿过半个村子，只遇到两个老人，他们眯着眼打量我，没认出是谁。我向他们打招呼，然后点点头，继续往前走。
老宅的模样让我在篱笆外站了很久。
土坯墙塌了一半，露出里面发黑的竹篾。屋顶的瓦片碎了大半，长着枯黄的野草。门板倒在堂屋里，门楣上那个“福”字还残留着一角红纸。院子里，母亲种的栀子花早就枯死，只剩下几根灰白的枝干。
我放下行李箱，推开那扇虚掩的院门，门轴发出漫长而痛苦的呻吟。
堂屋正中，父母的遗像还挂在墙上，玻璃裂了一道缝，正好划过他微笑的嘴角。八仙桌上积了厚厚一层灰，我用手指划了一下，灰下面露出深色的木纹，像一道刚刚结痂的伤口。
那天晚上，我先去看望堂叔一家，给了他几百块钱，回到家后，我在堂屋打了地铺。月光从破屋顶漏下来，照在父母的遗像上，他的眼睛在阴影里仿佛还在看着我。我点了一根烟，烟头的光在黑暗里明明灭灭，像这些年一个个无眠的夜晚。
“爸，妈，我回来了。”我对着空气说。
只有风声穿过破墙的缝隙，呜呜地响。
第二天我开始修房子。
堂叔送来一些旧工具，他老了很多，背驼得像虾。“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人平平安安就好。”他重复着这句话，眼睛却看向别处。村里只剩三十多户人家，大多是老人，年轻人都去了广州、深圳，或者更远的上海、北京。
“阿丽呢？”我问堂叔，“她应该也嫁人了吧？小孩多大了？”
堂叔正在卷烟的手抖了一下，烟丝撒了几缕。“阿丽啊……她……她也去打工了，后来就失联了。”他也说不清阿丽到底去了哪里。
我没多想，以为阿丽在外省嫁人了。小时候，她总是跟在我后面，“阿强哥，阿强哥”地叫。她家在我家东边，只隔着一片菜地。夏天我们常一起偷地里的黄瓜，被发现了就跑，笑声洒满田埂。
修房子很慢，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我去镇上买材料，水泥、砖头、瓦片，雇了辆三轮车拉回来。村里的老人偶尔会来门口看看，说几句话，又慢慢踱回去。
“回来就不走了吧？”
“一个人怎么过呢？”
“要不要给你介绍个伴？邻村有个寡妇……”
我笑着摇头，继续和水泥。手掌很快磨出水泡，水泡破了，变成厚茧。身体是累的，心却有种奇异的平静。白天干活，晚上煮一锅面条，坐在门槛上吃，看月亮从东山升起来，星星一颗颗亮起。
有天夜里，我梦见母亲。她还是四十多岁的样子，在灶台前忙活，锅里煮着我最爱吃的红薯粥。醒来时眼角湿了，月光冷冷地照在空荡荡的灶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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