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沉默了很久，酒已经完全醒了。
“他在南京？”
“不，他现在在上海，已经是高官了。家里有道士设了阵法保护，因为这些年他又害了不少人。”
我看着阿丽苍白的脸，想起小时候她总是跟在我后面，我爬上树摘桑葚，她在下面用衣襟接着。有一次她摔了一跤，膝盖磕破了，哭得稀里哗啦，我背她回家，她在我背上小声说：“阿强哥，你真好。”
“我带你去。”我说。
阿丽睁大眼睛：“阿强哥，这很危险。他已经不是当年的小混混了，他现在有权有势，还有道士……”
“我三十九岁了，阿丽。”我打断她，“父母死了，没老婆没孩子，在厂里耗了二十年，最后被一万八千块打发回家。你说，我还有什么好怕的？”
我笑了，笑声在空荡荡的堂屋里回响：“很多我们这代人都活够了，真的。在这个操蛋的世界里。”
阿丽的眼泪又流下来，这次她没有擦。
“明天我们就走。”我说。
第二天早晨，我去堂叔家，说要去上海找份工作。堂叔没怀疑，只是叹气：“这么大年纪了，还往外跑什么？”
“总得试试。”我说。
我把剩下的钱大部分留给了堂叔，托他照看老宅。“院子里的栀子花记得浇水，如果能活，明年就能开花了。”
堂叔点点头，眼睛里有点湿润。“早去早回。”
我没说什么时候回来。
阿丽不能白天出现，她藏在我随身带的一个小木盒里，那是母亲当年的梳妆盒，漆已经斑驳了。
坐上去县城的车，我从车窗看着柳塘渐渐远去。塘边的枯柳在晨雾中像淡淡的墨迹，渐渐模糊。这个我出生长大又逃离的地方，现在又要离开了，可能是最后一次。
火车上，我买了硬座。周围是各种口音的人，有去打工的年轻人，有探亲的老人，有跑生意的小贩。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没座位，我让了一半给她。她连声道谢，孩子睁着大眼睛看我。
“您去哪？”那母亲问。
“上海。”
“去打工？”
“算是吧。”
孩子伸手抓我的手指，软软的，热热的。我想起如果我当年结婚，孩子也该这么大了。但哪有姑娘愿意跟一个在流水线上耗尽青春的人呢？
夜里，车厢里安静下来，人们以各种姿势睡着了。我打开木盒，低声问：“你还好吗？”
阿丽的声音直接在我脑海里响起：“还好。谢谢你，阿强哥。”
“跟我说说南京吧，你那时候过得怎么样？”
阿丽沉默了一会儿，开始讲述。她在服装厂的日常，流水线上永远做不完的裤子，食堂里永远油不足的菜，宿舍里姐妹们夜里的悄悄话。她说起秦淮河的灯火，说起中山陵的台阶，说起新街口拥挤的人潮。
“其实挺苦的，但那时候年轻，总觉得有希望。”她的声音很轻，“每个月发工资那天最开心，去寄钱，想着家里又能宽裕一点。然后和姐妹们买点零食，在宿舍里边吃边聊，说以后要开个小店，自己做老板。”
火车在黑暗中穿行，偶尔经过一些城镇，灯火一闪而过。我想起二十年前离开柳塘的那个夜晚，也是这样坐在车上，看着窗外模糊的景色，心里满是迷茫和一点点希望。
现在，希望早已耗尽，只剩下一个明确的目的。
“阿强哥，你后悔吗？”阿丽问，“后悔跟我去上海？”
“不后悔。”我说，“这是我二十年来，第一次觉得活着还有点意思。”
天快亮时，阿丽说她要休息了。我合上木盒，看着窗外渐亮的天空。田野、村庄、工厂、河流，一切都在后退，像不断翻过的时间。
上海大得让人窒息。
高楼像密林一样挤在一起，街道上车流不息，人群匆匆来去，每个人都盯着手机或前方，没人看别人一眼。我站在火车站出口，拎着破旧的行李箱，像个从时光裂缝里掉出来的人。
阿丽能感知当年凶手在哪里，按阿丽的指示，我坐地铁、换公交，来到一个安静的高档小区。门口有保安，围墙上有摄像头，里面是一栋栋小洋楼，家家户户都有花园。
“就是那栋，白色的，三楼。”阿丽的声音在我脑海里说。
我假装路过，慢慢走过那栋楼。花园里种着玫瑰花，开得正艳。一个穿着围裙的中年女人在浇花，可能是保姆。三楼阳台上有个人影，看不清脸，只能看出是个男人，正在打太极拳。
“他现在姓赵，叫赵建国，是某个部门的重要人物。”阿丽说，“他父亲几年前去世了，但关系网还在。所以他能平步青云。”
我在附近找了个小旅馆住下，房间很窄，窗外是另一栋楼的墙壁。一天五十块，是我能找到的最便宜的了。
接下来的三天，我每天去小区附近观察。李建军的生活很规律：早晨七点下楼遛狗，八点司机来接他上班，下午六点回来，晚上很少出门。他家有个年轻女人，可能是妻子或情人，还有个十岁左右的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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