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三天的暴跌，我的账户缩水了一半。惊慌之下，我做出了最错误的决定——借钱补仓。我以为这只是技术性调整，很快会反弹。
我向同事借，向朋友借，最后开始接触网贷。那些平台手续简单，放款迅速，仿佛钱是大风刮来的。我借了还，还了借，窟窿越来越大。
母亲察觉到了异常。我的电话越来越少，偶尔接通也是心不在焉。她坐了三小时大巴来省城看我，打开门的那一刻，我正对着满屏的绿色发呆，房间里堆着外卖盒，窗帘紧闭，一片狼藉。
“华子，你这是怎么了？”母亲的声音在颤抖。
我想挤出一个笑容，但脸上的肌肉僵硬得像石头。最后，我跪在地上，抱着她的腿哭了。
“妈，我欠了很多钱...很多...”
母亲静静地听完，没有责骂，只是轻轻摸着我的头发，像小时候那样。那天晚上，她睡在我的小床上，我打地铺。半夜醒来，听见她压抑的抽泣声，细碎而绝望，像冬日里最后一片叶子在风中颤抖。
第二天一早，母亲说要回老家。
“钱的事，妈想办法。”她红肿着眼睛，却努力对我微笑，“你好好的，别再做傻事了。”
我送她到车站，看着她瘦小的身影消失在检票口，心里空了一大块。
之后几个月，母亲陆陆续续给我打钱，有时三千，有时五千。我问她哪来的钱，她只说把老家的房子抵押了。
“妈，那是爸留给咱们的房子...”
“房子没了还能再挣，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母亲的声音很平静，“华子，把债还清，咱们重新开始。”
我确实重新开始了——重新开始炒股。我像输红眼的赌徒，总觉得下一次就能翻盘。母亲的汇款成了我新的赌资，我把它们全部投进了那个无底洞。
直到催债的电话打到母亲那里。
“你儿子欠了我们五十万，再不还，我们就上门了。”电话那头的声音冰冷而凶狠。
母亲连夜赶到省城，这次她没有哭，只是静静地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东西——不是愤怒，不是失望，而是一种深不见底的疲惫。
“到底欠了多少？”她问。
我低着头，不敢看她：“八十...八十多万。”
母亲的身体晃了晃，扶住桌沿才站稳。房间里死一般寂静，只有窗外城市的噪音隐约传来。良久，她轻声说：“把债主的联系方式给我，我来想办法。”
“妈，你还有什么办法...”
“你别管。”她打断我，声音突然严厉起来，“刘华，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还债。以后的路，你自己走。”
母亲在省城住了下来，在一家餐馆找了份洗碗的工作，还接了两个家庭的钟点工。每天天不亮就出门，深夜才回来。她吃得很少，脸色越来越苍白，有时候累得坐在凳子上就能睡着。
我想找份兼职，但投出去的简历都石沉大海。催债的电话越来越频繁，言语越来越恶毒。我开始躲债，换手机号，搬家，像阴沟里的老鼠。
一个雨夜，我无意中看到母亲在卫生间里，手臂上密密麻麻的针眼。她正在用热毛巾敷着手臂，听到开门声，慌忙拉下袖子。
“妈...你这是...”
母亲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我们僵持在狭小的卫生间里，窗外雨声淅沥，像无数根针扎在我心上。
“卖血比打工来钱快。”母亲终于开口，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华子，妈老了，别的干不动了...”
我瘫坐在地上，浑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三十年来，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见自己的无耻和懦弱。我把头深深埋进膝盖，不敢看母亲手臂上那些针眼，不敢看她花白的头发，不敢看她被生活压垮的脊背。
“对不起...妈...对不起...”我重复着这三个字，像念着绝望的咒语。
母亲蹲下来，抱住我颤抖的肩膀：“傻孩子，说什么对不起。你是妈的儿子啊。”
那一刻，我真希望自己从未出生。
我们搬回了老家。母亲说，落叶总要归根。
老房子还在，但更破旧了。院里的梨树倒是长得茂盛，那是父亲生前种下的，每年春天开一树白花，秋天结满黄澄澄的梨子。
母亲的身体越来越差，咳嗽总不见好，夜里常常被胸闷憋醒。我劝她去医院，她总是摇头：“老毛病了，去什么医院，浪费钱。”
我知道，她是舍不得花钱。我的债务还没有还清，虽然大部分债主同意分期偿还，但每月仍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母亲把微薄的退休金全给了我，自己靠捡废品补贴家用。
我开始在镇上打工，建筑工地的临时工，送货的搬运工，什么都干。手上的茧子一层层加厚，肩膀被晒得脱皮。肉体上的疼痛反而让我好受一些，至少证明我还在努力活着，努力偿还。
但母亲等不到了。
那个春天，梨花开得特别盛，像一场迟来的雪。母亲躺在床上，呼吸微弱得像风中残烛。我请了假在家陪她，握着她的手，那双手曾经那么有力，能扛起整个家，如今却枯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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