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DNA比对结果，专案组将侦查范围锁定在榆中县高氏家族。侦查员通过走访了解到，高氏家族中有一名叫高承勇的男子，曾在白银市生活多年，其体貌特征与当年目击者描述的嫌疑人有相似之处。更关键的是，高承勇的堂叔因醉酒驾驶被JC处罚时，曾留下DNA样本，正是这份样本成为追凶的关键线索。
2016年8月26日，专案组在白银工业学校家属院附近布控，当高承勇从自家面包店出门时，便衣JC迅速将其控制。在随后的突审中，高承勇起初百般抵赖，但当JC出示DNA鉴定报告时，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最终交代了从1988年至2002年实施的11起故意杀人、QJ犯罪事实。
3.4 证据固定：还原恶魔的犯罪图谱
为了固定证据，专案组组织了跨区域的联合勘察，对11个案发现场进行了重新梳理。在白银公司23号楼的首案现场，技术人员利用最新的血迹荧光反应技术，在墙壁缝隙中发现了当年未能提取的微量血迹；在某案现场的地板下，找到了高承勇当年掩埋的凶器碎片。通过对高承勇家中物品的搜查，警方发现了多件与案件相关的物证，包括带有血迹的衣物、作案时佩戴的手套等。
最关键的证据来自高承勇的DNA比对。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对现场提取的生物检材与高承勇的DNA进行了20多个位点的比对，结果显示吻合率达到千亿分之一，从科学上彻底锁定了真凶。这份跨越28年的证据链，终于将高承勇的罪行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四、深渊凝视：犯罪心理的病理剖析
高承勇案之所以成为犯罪心理学研究的经典案例，在于其长达28年的犯罪周期和极端扭曲的心理状态。心理学家通过对他的成长经历、作案手法和审讯记录的分析，试图揭开这个"双面人"背后的心理密码。
4.1 反社会人格障碍的典型标本
根据《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5）标准，高承勇的行为完全符合反社会人格障碍的诊断要件：
? 无视法律与社会规范：从早年的小偷小摸到后来的连环杀人，他始终处于社会规范的对立面，甚至以挑战法律为乐。
? 欺骗性与伪装性：在日常生活中，他扮演着老实丈夫、善良父亲的角色，成功蒙蔽了家人和邻居，这种高超的伪装能力使他的罪行长期未被发现。
? 冲动性与计划性并存：尽管作案时表现出一定的计划性（如选择时机、路线），但犯罪动机往往源于瞬间的冲动，如首案中因被认出而杀人。
? 缺乏共情能力：在审讯中，他对受害者及其家属没有丝毫歉意，甚至记不清部分受害者的面容，这种情感淡漠是反社会人格的核心特征。
? 追求刺激与权力感：后期案件中，他刻意在公共场所作案，显示出对社会秩序的挑战欲，而对尸体的侮辱行为则反映了他对权力感的病态追求。
犯罪心理学家李玫瑾教授分析指出："高承勇的反社会人格不是突然形成的，而是长期生活环境与个人认知偏差共同作用的结果。童年的暴力目睹、成年的挫败经历，使他逐渐形成了'世界亏欠我'的偏执认知。"
4.2 创伤记忆与暴力代际传递
高承勇的童年充满了隐性创伤。父亲的家暴行为让他习得了"暴力是解决问题的方式"，而母亲的懦弱则让他对女性产生了扭曲的认知——既渴望从女性身上获得情感满足，又在潜意识里轻视和仇视女性。这种矛盾心理在他成年后未能得到疏导，反而在婚姻压抑和生活挫败中不断激化。
值得注意的是，高承勇的两个儿子在成年后均表现正常，并未重复父亲的犯罪路径。这说明暴力代际传递并非必然，后天的教育和环境干预可以阻断恶性循环。心理学研究表明，高承勇对儿子的态度与对妻子不同，他很少对儿子施加暴力，甚至表现出一定的期望，这种复杂的家庭互动模式也为研究犯罪遗传与环境因素的关系提供了样本。
4.3 自卑情结与病态补偿
高承勇身高1.70米，相貌普通，高中辍学后长期在社会底层挣扎，这种经历使他形成了强烈的自卑情结。为了补偿这种自卑，他选择了最极端的方式——通过剥夺他人的生命来获得扭曲的掌控感。在审讯中，他曾坦言："看到她们害怕的样子，我心里就觉得很舒服，觉得自己很强大。"
犯罪学家发现，高承勇的作案间隔时间与他的生活状态密切相关。1998年是他作案最密集的一年，而这一年恰好是他生意失败、婚姻矛盾激化的时期。这种"生活挫败-暴力宣泄"的模式，反映了他通过犯罪行为来缓解心理压力的病态机制。每当他在现实中遭遇挫折时，就会通过杀人来重建内心的平衡，这种恶性循环最终将他彻底吞噬。
4.4 道德认知的彻底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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