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这该如何是好？”他慌乱地看向左右近侍，近侍们也面面相觑，无人能拿出主意。
这时，戴罕适时地出现了。他步履从容，面带忧色，向父亲行礼后，沉声道：“君父，虞城之事，儿臣亦有所闻。司马钺乃先朝老将，在军中素有威望，若处置不当，恐激成大变。”
“正是！正是！”宋桓侯如同抓住了救命稻草，“罕儿，你可有良策？”
戴罕沉吟片刻，道：“司马钺是否确有劣迹，尚需查证。然军心不稳，确需安抚。儿臣以为，当务之急，是派一可靠之人，持君父节杖，前往虞城，明为犒军，暗查虚实。若司马钺无罪，则可安其心，稳其军；若其罪确凿，则可持节将其拿下，迅雷不及掩耳，以免贻误时机。”
宋桓侯听得连连点头：“此计甚妥！甚妥！只是……派何人去为好？”他环顾四周，那些平日巧言令色的近臣们此刻都低下了头，谁也不愿去边陲冒险。
戴罕上前一步，躬身道：“为国分忧，人子之责。儿臣愿往。”
宋桓侯看着儿子，心中一阵感动，同时又感到一丝轻松，终于有人替他分担这棘手之事了。“好！罕儿，就由你去！寡人授你全权，代寡人巡边，犒赏将士，查办不法！”
“谢君父信任。”戴罕深深一揖，掩去了眼中的精光，“然儿臣年轻，恐威望不足。司马钺若真有异心，未必肯俯首听命。请君父暂赐儿臣执掌刑赏之权，许以便宜行事，如此，儿臣方可临机决断，震慑不臣。”
执掌刑赏之权？这几乎是司寇的职权了。宋桓侯犹豫了一下。但一想到虞城可能发生的兵变，那点犹豫立刻被恐惧压倒。与君位相比，刑赏之权又算得了什么？况且，儿子是去为自己平定祸乱。
“准！寡人准你所奏！”宋桓侯挥挥手，仿佛甩掉一个麻烦，“即刻传令，戴罕代寡人巡边，持节，暂领刑赏事，有先斩后奏之权！”
诏令很快颁布。宗伯子冉闻讯，急忙入宫劝谏：“君上，刑赏乃国之重器，不可轻授。戴罕虽聪慧，然年少，骤然授此大权，恐非国家之福啊！”
此时的宋桓侯，正搂着新纳的美人饮酒，被子冉一番话坏了兴致，顿时不悦道：“宗伯多虑了！罕儿是寡人的儿子，为国效力，有何不可？难道要等虞城兵变，打到商丘来吗？”
子冉看着醉眼惺忪的国君，知道再劝无益，只得长叹一声，黯然退下。
戴罕拿到了他想要的东西。他没有丝毫耽搁，立刻率领一队精心挑选的、对他绝对忠诚的武士，带着犒军的物资和象征生杀予夺的节钺，奔赴虞城。他行事果决狠辣，到达虞城后，并未立即发作，而是先以犒军为名，稳定人心，暗中则迅速搜集司马钺的罪证。在掌握了确凿证据后，他设下宴席，邀请司马钺。席间，他突然发难，出示罪证，当场以宋桓侯的名义将司马钺拿下。司马钺的部下有心腹欲反抗，被戴罕带来的武士瞬间制服。戴罕当众宣布司马钺的罪状，并将其就地正法，首级传阅三军。同时，他宣布将司马钺克扣的军粮足额发放给士卒，并提拔了一批受到司马钺打压的低级军官。
一系列动作如雷霆万钧，迅速平息了虞城的危机。戴罕不仅消除了一个潜在的边患，更在军中树立了极高的威望。将士们感激他的“恩赏”，更畏惧他的“刑杀”。
当戴罕凯旋回到商丘时，他带来的不仅是边境安定的好消息，还有一支对他心怀敬畏的边军力量的支持。宋桓侯大喜过望，对儿子更是信任有加。尽管虞城之事已了，但戴罕以“国内宵小未靖，需持续整顿纲纪”为由，那份暂时的刑赏之权，便再也没能收回来。宋桓侯乐得清闲，干脆将越来越多的狱讼刑罚之事，都推给了儿子处理。
戴罕正式站到了宋国权力的核心舞台。他并未得意忘形，反而更加谨慎。他深知，要想真正掌握权柄，必须将刑赏之权运用到极致，并且要牢牢控制宫禁，隔绝父亲与外界，尤其是与那些可能对他构成威胁的宗室重臣的联系。
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以“整肃宫纪，护卫君父安全”为名，对宫中的卫士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清洗和换防。那些忠于国君、或可能被其他公子、大臣收买的卫士，被各种借口调离要害岗位，或外放，或罢黜。取而代之的，是戴罕从边军带回的亲信，以及他多年来暗中蓄养的死士。宫门的启闭、宫内的巡夜、国君身边的近侍，逐渐都换成了戴罕的人。宋桓侯起初并未察觉，后来即使感到有些异样——比如他想召见某个不讨戴罕喜欢的大臣时，总会遇到各种“意外”而无法成行——他也只是归咎于巧合，或者自己多心。他早已习惯了儿子的“安排”，觉得这样省心省力。
在掌控宫禁的同时，戴罕开始挥舞刑赏的利剑。他正式以“司寇”的身份处理全国狱讼。他断案看似公正严明，实则充满了机心。对于那些位高权重、可能阻碍他揽权的老臣，如宗伯子冉、司马虔等，他暂时按兵不动，甚至偶尔示好。他的矛头，首先指向了那些地位不高不低、却敢于直言、可能成为忠诚标杆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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