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三四天，景兰江带着负责刑事文书的蒋书办来找匡超人聊天。他们看郑家屋子狭小，就想邀请匡超人去茶室坐坐。匡超人现在当官了，说话做事自然都不一样了，他虽然没明说，但就是不想去茶室这种普通地方。景兰江猜出了他的心思，就说：“匡先生现在忙着办手续准备去上任，去茶室确实不太合适。我正想给先生接风洗尘，咱们不如直接去酒楼吧，这样显得更体面些。”于是三人就上了酒楼，点好了酒菜。
几人坐下后，景兰江就好奇地问：“匡先生，您这教习的官职，是不是很快就能有机会补缺当官啊？”匡超人得意地说：“那当然了！像我们这种正经科举出身的，考的又是内廷教习，每天教的可都是皇亲国戚、达官显贵家的子弟。”景兰江又问：“那你们教书跟平常教书先生一样吗？”匡超人连忙摇头：“那自然是不一样了！我们在里面教书，就跟在衙门当差一样，办公桌椅、红笔黑墨、笔砚都要摆放得整整齐齐。我每天早上进去，往公座上一坐，学生们就把作业交了上来，然后我就用红笔把日期一勾，他们就退下了。这些学生家里都是有三品以上爵位的大官的，他们以后出来都是总督、巡抚、提督、总兵这样的大官，见了我都得磕头呢。就连国子监的祭酒都是我的老师，他可是现任内阁大学士的儿子，内阁大学士就是我的太老师。前些天太老师生病，满朝文武去请安他都不见，唯独把我请了进去，让我坐在他床边，聊了半天我才出来。”
看匡超人吹嘘完了，蒋书办这才慢慢的开口说：“潘三哥在监狱里，前几天还跟我说，听说您回来了，就特别想见见您，聊聊这些日子受的苦。不知道先生您愿不愿意去看看他？”匡超人立刻端起架子说：“潘三哥以前确实是个豪爽的人。他没出事的时候，跟我们聚会，去酒店吃饭，每次都要点两只鸭子，还有好多羊肉、猪肉、鸡、鱼，像普通店里的那些便宜菜，他根本看不上。可惜现在他犯了事！按理说我该去监狱看看他，但我现在跟以前当秀才的时候不一样了。既然是为朝廷办事，那就得按朝廷的规矩来。现在要是跑去监狱这种地方看人，那不成了赏罚不分了吗？”
蒋书办劝道：“这又不是您管这片地方，您就当去看朋友，怎么能算赏罚不明呢？”匡超人却是一本正经地说：“两位，这话我本不该说，但咱们是知己，所以我就直说了。潘三哥干的那些事，要是我做地方官，肯定也要把他抓起来。现在我反倒去监狱看他，那岂不是说朝廷处罚他处罚错了？这不符合做臣子的本分。再说了，我现在在这儿办手续，巡抚衙门、布政司都盯着呢。要是我去监狱看他，万一传到上面去，那就是我官场生涯的污点，所以绝对不行！还得麻烦蒋先生多给潘三哥带个话，大家心里明白就行。要是我运气好，这次去能分到个油水多的地方，等我到任一年半载，到时候带几百两银子来帮衬他，那都不是事儿。”
景兰江和蒋书办听他把话说得这么决绝，也没什么好争辩的。吃完酒后，三人就散了。蒋书办则是回到监狱，把匡超人的话转达给了潘三。
再说这匡超人办好证明手续后，就收拾行李准备乘船出发。他提前包下了一艘淌板船头舱，打算一路坐到扬州去，然后在断河头登船。他上船后，就发现中舱已经坐着两个人：一位上了年纪，穿着茧绸长衫，系着丝绦，脚蹬红边鞋子；另一位中年人穿着宝蓝色长衫，踩着粉底黑靴，两人都戴着书生头巾。
匡超人看他们穿着体面，像有学问的人，就拱手行礼，和他们一起坐下了，然后打听对方的姓名。那位老者说：“我姓牛，名布衣。”匡超人听景兰江提起过这个名字，连忙说“久仰久仰”。他又问另一位，牛布衣代为介绍：“这位是冯琢庵先生，刚刚考中举人，现在正要去京城参加会试。”匡超人问牛布衣：“牛先生也去京城吗？”牛布衣回答：“我不去京城，我打算去长江边的芜湖县拜访几个朋友。因为和冯先生关系好，就顺路同船，到扬州我就下船，转乘去南京的船走长江水路。不知先生贵姓，要去哪里？”匡超人就说了自己的情况。
冯琢庵得知后说：“先生原来是浙江有名的文章选家，您选编的好几部书我都读过。”匡超人一听，立刻就来了兴致，炫耀道：“我在文坛也算是小有名气了。从那年到杭州算起，这五六年间，我选编的考卷、范文、名家文集，还有四书五经讲解、古文选本等等，家里都记了账，一共有九十五本。我选的文章，每次一出版，书店准能卖掉一万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北直隶的书商，都抢着进货，生怕买不到。前年我出的一本文集，到现在都被翻刻三次了。不瞒二位，北方五省的读书人，家家户户都敬重我，好多人还在书桌前摆上香火蜡烛，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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