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文卿听得心里一阵难受，就犹豫着说：“我倒有个主意，就是不知道当说不当说。”倪老爷子赶紧说：“有话直说，客气啥！”鲍文卿刚要开口，又缩了回去：“算了，说了怕您不高兴。”倪老爷子急了：“这是哪儿的话！你说啥我都不怪你！”
鲍文卿这才鼓起勇气，说道：“老爷子，要是您真打算卖小儿子，卖到外地去，跟之前那几个孩子一样，以后想见都难。我今年四十多了，就一个女儿，一直想要个儿子却没有。您要是不嫌弃我是唱戏的，就把小儿子过继给我，我给您二十两银子，保证把他养大。平常过节，孩子也能回来看看您；以后您日子好起来了，我再把孩子送回来，您看行不？”
倪老爷子一听，就激动地说：“那敢情好啊！这是我小儿子的福气！我怎么会不愿意呢？不过孩子给了你养，我哪能再要你的钱呢！”鲍文卿却坚持道：“您这说的啥话！钱是一定要给的！”说完这事，两人就又喝了会儿酒，然后才结了账，趁着天没黑，倪老爷子就回家了。
鲍文卿回去跟老婆一说这事，老婆也挺乐意。第二天一早，倪老爷子就来接着修乐器，见到鲍文卿就说：“昨天商量的事儿，我回去跟老伴说了，她也特别感激。咱就这么定了，挑个好日子，我带孩子来过继！”鲍文卿高兴坏了，从这以后，两人就以亲家相称了。
几天之后，鲍文卿在家里摆了一桌酒席，专门请倪老爷子过来。倪老爷子带着小儿子就一块儿来了，还要正式写份过继文书。写文书得有见证人，鲍文卿就请了住在他家左边、开绒线店的张国重，还有住在他家右边、开香蜡店的王羽秋，两个邻居也都到齐了。
过继文书上是这么写的：“我叫倪霜峰，现在因为家里穷的实在揭不开锅了，经过和老伴儿的商量后，愿意把自己的小儿子倪廷玺，过继给鲍文卿当义子。孩子今年十六岁，过继后改名叫鲍廷玺。以后孩子长大、娶媳妇这些事儿，都由鲍文卿负责。过继这事，双方都没意见。要是以后有个天灾人祸的，就听天由命。为了留个凭证，现在特意写下这份文书。嘉靖十六年十月初一日，立文书人：倪霜峰，见证人：张国重、王羽秋。”
写完文书后，大家就在上面签字画押。鲍文卿当场就拿出二十两银子交给了倪老爷子，倪老爷子拿了钱就回家了。鲍文卿又好好感谢了一番帮忙见证的邻居们。从这以后，两家人就经常走动。
倪廷玺改名叫鲍廷玺后，就变得特别机灵懂事。鲍文卿想着他以前也是正经读书人家的孩子，就没舍得让他学唱戏，所以就送他去读了两年书，后来就让他帮忙管理戏班子的大小事务。鲍廷玺十八岁那年，倪老爷子去世了，鲍文卿又拿出几十两银子，帮着操办丧事。他自己跑去哭了好几场，还让鲍廷玺穿上丧服，给倪老爷子送终下葬。
从那以后，鲍廷玺办事是越来越靠谱，成了鲍文卿的得力助手。不过鲍廷玺的继母不太喜欢他，觉得他是抱养来的孩子，就更疼自己的亲生女儿和女婿。可鲍文卿不这么想，他觉得鲍廷玺虽然不是亲生的，但也是正经人家的孩子，甚至比对亲生孩子还要疼爱。平时喝茶喝酒，他都带着鲍廷玺；出去谈生意，也把他带在身边，让他跟着赚点钱，添置些新衣服、鞋子。鲍文卿还盘算着，要赶紧给鲍廷玺找个好媳妇，成个家。
有天早上，鲍文卿正打算带着鲍廷玺出门，就看见门口来了个人，来人骑着一匹骡子，到了门口就从骡子上下来进了屋。鲍文卿认出这人是天长县杜老爷家的管家邵师傅，赶忙就问：“邵大爷，您啥时候过江来的？”邵管家说：“这次专门过江来找鲍师傅您。”
鲍文卿就跟他作揖行礼，也让儿子鲍廷玺给邵管家作揖，然后请他坐下，打水给他洗脸，又端上茶水。喝茶的时候，鲍文卿问：“我记得杜老爷家老太太这一两年该满七十岁了，您来是要定戏的吧？杜老爷在府上一切都好吧？”邵管家笑着说：“我就是为这事来的。老爷吩咐要定二十场戏。鲍师傅，你家有戏班子吗？有的话，就请你家班子过去演。”鲍文卿说：“我家现在有个小戏班子，肯定得去好好伺候。就是不知道啥时候出发？”邵管家说：“下个月就走。”
说完，邵管家就让跟着骡子的人把行李搬进了屋里，然后把骡子打发回去了。接着，邵管家就从行李卷里掏出一封银子递给鲍文卿，还说：“这是五十两定金，鲍师傅你先收着，剩下的钱，等戏班子到了再付。”鲍文卿收下银子，当晚就准备了丰盛的酒席，大鱼大肉的，留邵管家吃喝到半夜。
到了第二天，邵管家就上街买东西，买了四五天后，雇了牲口就先过江回去了。鲍文卿也开始收拾行装，然后就带着鲍廷玺，领着戏班子前往天长县杜府唱戏。这一去就演了四十多天，回来的时候，足足赚了一百多两银子。父子俩一路上都念叨着杜府的好，对杜府的恩情感激不尽。戏班子里十几个小戏子，每个人还另外得到杜府老太太赏赐的一件棉袄和一双鞋袜。小戏子们的家长知道后，也特别感动，都跑来感谢鲍文卿。在这之后，鲍文卿还是带着戏班子在南京城里继续演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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