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西头有座老宅，荒废了三十多年。
宅子主人姓陈，村里人都叫他陈老四。他死得蹊跷——一个夏天的清晨，有人发现他直挺挺地躺在自家堂屋的正中央，双目圆睁，嘴巴微张，像是要喊什么却没喊出来。奇怪的是，他身上没有任何伤痕，屋里也没有搏斗痕迹。
更让人脊背发凉的是，陈老四死后第七天，他家大门内侧出现了一道深深的抓痕，从门板顶端一直划到底部，像是被什么极锋利的东西划过，但又找不到任何金属碎屑。村里的老人窃窃私语，说那痕迹不像人造的。
自那以后，关于老宅的怪事就没断过。
有人说深夜经过时，会听见里面传来脚步声，缓慢而规律，从堂屋走到大门，再走回去，周而复始。还有人声称看见二楼的窗户后面偶尔有人影晃动，虽然那窗户早已被木板钉死。
老宅于是成了我们村的禁忌之地，孩子们被严厉告诫不得靠近，大人们也宁愿绕路而行。二十多年过去，风雨侵蚀让宅子更加破败，墙皮剥落，屋檐倾斜，但它依然立在那里，像一个沉默的警告。
直到李明远回来。
李明远是陈老四的外孙，在上海做了几年生意，据说混得不错。这次回来，他决定整修外公的老宅。
“都是迷信，”他在村长家里喝着茶，不以为然地摆手，“老房子空久了，难免有奇怪的声音，老鼠、风声、木头热胀冷缩，都能解释。”
村长欲言又止，最后还是叹了口气：“明远啊，有些事宁可信其有。那宅子...不太干净。”
李明远只是笑笑。
第二天，施工队进了老宅。工头是个四十多岁的外乡人，不信邪，带着五个工人开始清理。第一天气氛还很轻松，大家有说有笑地搬出废弃家具，扫除积尘。
变化发生在第二天下午。
一个年轻工人在清理堂屋地面时，突然停了下来，蹲在地上仔细查看。
“老板，你来看这个。”他喊来了工头。
堂屋正中央的地面上，有一块颜色略深的区域，形状不规则，大约一张草席大小。最奇怪的是，这块区域异常干净——没有灰尘，没有蛛网，仿佛经常有人打扫一般。而周围的地面都积着厚厚的灰尘。
工头用扫帚擦了擦那块地，眉头皱了起来。他让工人继续干活，但气氛明显凝重了些。
第三天，一个工人从梯子上摔下来，扭伤了脚踝。他说好像有人从后面推了他一把，但当时他身后根本没有人。
第四天早晨，工人们发现他们前一天收拾整齐的工具散落一地，像是被人故意扔得到处都是。更令人不安的是，在大门内侧的门板上，他们发现了一道新的划痕——与那道旧的抓痕平行，略浅一些，但同样从顶到底。
工头脸色发白，当天就带着工人撤走了，任凭李明远加钱也不干。
“李老板，这活儿我们接不了，”工头走时摇着头，“那房子里有东西...不喜欢被人打扰。”
李明远虽然不信邪，但也不好强求。他决定自己先住进老宅，看看究竟有什么名堂。
我之所以知道得这么详细，是因为李明远是我远房表哥。他父母早逝，是跟着陈老四长大的，后来去城里读书工作，我们多年未见。他回来后，听说我在写关于本地民俗的论文，便常来找我聊天。
当他告诉我决定独自住进老宅时，我试图劝阻。
“明远哥，那么多传言，总不是空穴来风。何必冒险？”
他笑了：“学军，你是知识分子，还信这些？老房子有怪声太正常了。再说，那是我外公的家，能有什么害我？”
我无言以对。事实上，我对老宅的秘密也充满好奇。作为民俗学的研究者，我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于是我说：“那我陪你住几晚。”
李明远愣了一下，然后拍拍我的肩膀：“好兄弟！那就这么说定了。”
我们选择了一个周五的晚上开始我们的“守夜”。准备很简单：两个睡袋，一些零食，手电筒，还有我偷偷带来的一台录音设备——我想记录可能出现的任何异常声音。
老宅的电早已切断，我们只能靠手电照明。傍晚时分，我们推开那扇有着两道划痕的大门，吱呀声在空荡的屋里回荡，仿佛在宣告我们的入侵。
宅子是典型的乡村民居结构：进门是堂屋，左右各有一间卧室，后面是厨房和储物间。一道木楼梯通向二楼，但楼梯口被几块木板钉死了，据说是陈老四死后不久，村里人怕小孩好奇上去出事给封起来的。
堂屋里还堆着一些施工队没来得及搬走的废弃家具，盖着防尘布，在昏暗的光线下像一群蹲伏的怪兽。
我们选择在堂屋靠近大门的地方铺开睡袋，这里离出口最近，万一有什么情况也好撤退。李明远还开玩笑说这是“战略要地”。
夜幕很快降临。
老宅没有通电，我们只有两支手电筒提供有限的光明。月光透过糊着灰尘的窗户照进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斑。风穿过破损的窗棂，发出呜呜的声响。远处偶尔传来犬吠声，更衬托出屋内的寂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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