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86年的大巴山，春天来得迟，可六年级的升学压力，却比山间的潮气来得更早。风里刚带点暖意，白云村村小的教室里，空气就开始变得紧绷——每年的小学毕业考试，不只是升学，更是区重点中学的选拔，过去十年，整个水田乡能考上正坝区中学的，掰着手指头数都不超过十个。
“你必须考上。”陈老师把邓鑫元叫到办公室，老教师的手指在破旧的教案本上敲了敲，语气比往常严肃，“在乡中学读书，师资差、条件苦，想再往上考，难！区中学不一样，那是正坝区最好的学校，考上了，你才算真的摸到了走出大山的边。”
邓鑫元攥紧了衣角，用力点头。从那天起，他把“考区中”三个字刻进了心里。每天天还没亮，村里的鸡刚打第一遍鸣，他就爬起来，借着灶台里尚未熄灭的炭火微光背课文——《少年闰土》里的段落，他背得滚瓜烂熟；数学课本上的应用题，他一道一道反复算，直到能闭着眼睛说出解题步骤。放学后，其他同学背着书包往家跑，他却留在教室，趴在石块支的课桌上做题，直到看门的张大爷提着马灯来催：“鑫元，天擦黑了，山路不好走，快回吧！”他才收拾好书本，揣着没做完的题，借着马灯的光往家赶。
晚上，煤油灯的火苗忽明忽暗，映着他趴在炕桌上的身影。母亲杨贵碧坐在一旁纳鞋底，时不时往灯里添点煤油，怕光线太暗伤了他的眼睛。“早点睡，别熬坏了身子。”母亲总这么说，可邓鑫元每次都应着“快了”，直到煤油灯里的油见了底，才揉着发酸的眼睛躺下。有好几次，母亲半夜起来，还能看见他在梦里嘟囔着“应用题”“多音字”，小手在被面上比划着写字的姿势。
夏天来得猝不及防，考试的日子也近了。考试前一天早上，邓鑫元刚起床，就看见母亲从灶房里端出两个煮鸡蛋，用布巾裹着，塞进他的书包：“明天考试，吃了鸡蛋，脑子灵光。”这是家里最奢侈的东西——平时鸡下了蛋，母亲都要攒着换盐巴，只有逢年过节，才能舍得给孩子们分一个。
“别紧张，考不上也没啥。”母亲一边帮他理书包带，一边轻声说，“大不了回村里种地，有手有脚的，饿不死。”话里是安慰，可邓鑫元却听出了母亲藏在心底的期盼，他攥紧书包带，心里更紧张了——他不能让母亲失望，更不能让父亲失望。
考试设在乡中心校，离白云村有八里地。那天清晨，父亲邓宏国放下地里的活，特意送他去考场。山路崎岖，父亲走在前面，时不时回头拉他一把，粗糙的手掌带着暖意。“别慌，把会的题都做对就行。”父亲没多话，可那句叮嘱，却让邓鑫元心里踏实了不少。
全乡二百多个毕业生，挤在五个教室里。黑板上用粉笔写着“沉着应考”四个大字，监考老师的脚步声在教室里来回响，听得人心里发紧。试卷发下来的那一刻，邓鑫元的手心全是汗，铅笔差点从手里滑出去。他深吸一口气，低头看题——语文的阅读理解是《桂林山水》，数学的最后一道应用题是“生产队分粮食”，全是他练过的题型！一种奇异的平静突然降临，他握着铅笔的手稳了下来，笔尖在试卷上沙沙作响，像是春蚕在啃食桑叶。
考完试的日子，比考试前更难熬。邓鑫元每天都要去村小门口转两圈，盼着录取通知书能早点来。陈老师见了，总笑着安慰他：“放心，凭你的本事，肯定能考上。”可他还是忍不住心慌，夜里总梦见自己没考上，惊醒时，枕头都湿了一片。
半个月后的一天下午，邓鑫元正在地里帮父亲割麦子，就看见陈老师举着一张纸，往地里跑，嗓子都喊哑了：“鑫元！考上了！你考上区中学了！”
邓鑫元手里的镰刀“哐当”一声掉在地里，他拔腿就往陈老师那边跑，鞋上的泥土甩了一路。他接过那张纸，手指都在抖——“正坝区中学录取通知书”几个红色大字，在阳光下格外刺眼，下面盖着学校鲜红的公章，烫得他眼睛发疼。
“全公社就录取三个，你是其中之一！”陈老师拍着他的肩膀，黝黑的脸上，皱纹里都夹着笑意，“快回家告诉你娘！让她也高兴高兴！”
邓鑫元这才如梦初醒，攥着通知书，撒腿就往家跑。布鞋踩在土路上，扬起一阵细尘，路过村口的老槐树时，几个乘凉的老人喊他：“鑫元，跑这么快干啥？”他也没停下，只含糊地喊了句“我考上了”，声音里带着哭腔。
转过两个土坡，家里那间低矮的瓦房终于映入眼帘，烟囱里飘出缕缕炊烟——娘肯定在做晚饭。“娘！娘！”他冲进院子，差点被门槛绊倒，手里的通知书被风吹得哗啦响。
杨贵碧从厨房里出来，手上还沾着玉米面，围裙上蹭了不少面粉：“慌慌张张的，出啥事了？”
“我考上了！娘，我考上区里的中学了！”邓鑫元把通知书举到母亲面前，声音发颤，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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