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在席皓轩的统一指挥下，蓝方执行了一场极为复杂且富有层次的终结性战术组合。
江照所率的高空突袭组首先升空至九千米以上的临界层边缘，切换机腹搭载的“共振扰频模块”。伴随引擎微调与升力角度锁定，他手动设定了与红方“地指中枢”主通信信道近似的频段，然后一记指令，模拟压制脉冲骤然爆发。
那是一种近乎无声却极致尖锐的能量穿透。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电磁干扰，而是一种“频域定向削弱”——如同用一道特制声波，敲击某一根恰好共振的玻璃梁柱。中枢通信瞬时“共振迟滞”，接近停滞。
与此同时，邱震的海面掠影组从正南方向，贴着海面发动同步支援动作。他们发射的并非传统弹药，而是一枚枚“标识弹”——其中内嵌数据震源标记，是专门为“数字引导打击”准备的关键模块。每一颗弹体以随机变频节律自旋扩散，形成对主控系统不可预测的数字干扰“镜面”。
两道脉冲在模拟的地指中枢上空形成合围，系统自我保护机制启动，尝试断链、重构、分流、跳频……然而，正是这一连串自救反应，反而暴露了主节点的频率恢复机制结构。
蓝方后方的飞控冗余组立刻捕捉到这一时机，转为主控身份，调度一组定制的“远火模拟打击数据包”，模拟路径、载波形态与时间戳全部仿照常规火箭军发射架的弹道特征。
数据包如一支不可见的箭，刺入中枢主控网络。
在地面控制室中，红方的模拟系统还在挣扎读取参数。
但系统判定界面已然出现最终提示：
“模拟命中确认——地指中枢遭受毁灭性远程打击，主节点无法恢复。”
就在“地指中枢被摧毁”的模拟判定数据确认后的0.3秒，演习系统的权限核心接收到中控提示，电子战广播平台自动切换控制权——原本属于红方战场总控链的C4ISR接口，在电磁空间中如一块冰晶般碎裂，重构后的控制流被“导演组总控台”瞬间接入。
一道低沉而稳定的长波广播，跨越全域链路，穿透了尚未彻底静默的所有频道。它的声音平稳、简洁，却如一声洪钟：
“——本次演习终止。红方全域系统失能。请全体作战单位，立即关闭武器系统并就地等待回收命令。”
这一刻，整个战场仿佛被一只看不见的手轻轻盖上了帷幕。
静。
是那种不属于演习流程的死寂。
几乎所有红方的作战单元，哪怕是空中尚在滑翔中的战机、海面尚在戒备的舰艇、地面仍在观测的雷达车，都在一瞬间接收到这条广域广播的终止指令。
——系统判定：全域指控崩溃，红方失去组织反击能力，战斗终止。
而此刻的神剑基地指挥大厅，亦陷入一种极端压抑的沉默之中。墙面的大屏幕还保持着模拟态势图，然而红方的全部战术标识早已如雪崩般逐一熄灭——不再有任何红色点阵、无线波束、雷达覆盖、舰队轨迹。
只剩下一整片湛蓝色的J-20航迹线，像是无声地铺展在这一场战术风暴的最终版图上。
甚至连回传频道中的杂音都静了。没有干扰，连信号残响也不剩。
整个指挥大厅内，没人说话。
有技术人员悄悄摘下耳机，像怕惊扰什么；有战术参谋缓缓停住了记录的笔尖，指节僵硬到发白；甚至，连那位主持全局的副总指挥，也只是在椅背上一动不动地望着战术统计终端——屏幕最后那行字冷冷写着：
“红方系统瘫痪率：100%。空战损毁率：92%。战场主控判定能力：失效。”
与其说蓝方赢了，
不如说，是蓝方终止了红方的煎熬。
从第一枚导弹模拟命中HQ-9开始，从空警-2000在雷达黑区中“无声坠落”，从052B的雷达波束在海雾中被割断，那一刻起，这场名为“幽影锋群”的演习其实已然落幕。只不过，红方的心，还没有接受这一事实。
J-20犹如一柄锋刃，在那张铁幕般的旧式空海联合体系中划开一道长缝，而红方，还在这条裂缝上修补、挣扎，妄图填补已经崩塌的战术逻辑。
最终那一波试图扭转局面的“百机集群冲锋”，仿佛是一场被压缩至数字纪元的末代悲剧。三代半战机如骑兵般齐头冲向隐身战机布下的信息猎场，结果却是毫无预兆地被一一击落。
没有对抗，没有还手。
如20世纪初，身披铁甲的重骑兵咆哮着冲向马克沁机关枪的枪口。
每一次轰鸣都在宣告一个时代的终结。
赵书宇坐在神剑基地的独立指挥分析室，整整写了六个小时。
他没有写夸耀式的战果统计，没有刻意炫耀J-20的0损伤率，也没有将重点放在红方的全军崩溃。他只是一笔一画，写下了那句如石落水心的总结：
“歼-20不止是一架战机，它是‘作战节奏’的转移者，是未来空军决策智能化、隐身化、蜂群协同化的前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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