绛都宫城深处，一座远离喧嚣的偏殿被临时辟为“典刑堂”。此地原为堆放老旧礼器与占卜记录的库房，此刻却弥漫着一股迥异的气息。空气里不再是陈年竹简的霉味与铜锈的腥气，取而代之的，是新鲜松木刨花的清香、羊皮硝制后的微膻，以及一种难以言喻的、紧绷而专注的思维张力。巨大的、未经打磨的原木长案几乎占据了殿堂中央，案上不见龟甲蓍草，不见祭祀用的玉璧圭璋，只有堆积如小丘的竹简、成卷的鞣制羊皮、削得尖细的木笔、研磨好的各色矿物颜料，以及一捆捆长短不一、打磨光滑的算筹。案角，一盏青铜雁鱼灯静静燃烧，跳跃的火光将伏案疾书的几个身影拉长，投射在斑驳的墙壁上，如同古老的壁画。
周鸣是这方寸天地间绝对的灵魂。他褪去了象征卜筮的宽袍大袖，换上了一身便于行动的深青色麻布短褐，袖口紧束，露出线条清晰的手腕。他眉峰微蹙，眼神锐利如鹰隼，在案上铺开的一张巨大鞣制羊皮上快速移动、勾勒。那张羊皮，便是他“铸法于鼎”的根基蓝图。
晋国旧律，如同散落在泥泞中的破碎陶片。周鸣在过去数日，如同一个最耐心的考古学家，同时也是最冷酷的解构者，带领着厉公秘密指派的几名年轻、识文断字、且相对背景干净的“法吏”（多为没落贵族子弟或低级士人），一头扎进了那浩如烟海却又矛盾百出的法律文牍之中。从《被庐之法》（晋文公蒐礼所定）的古老残篇，到历代晋侯临时颁布的诰命、各卿族封邑内五花八门的“私法”、司寇府积压的判例卷宗……这些记录混乱、重叠、模糊、充满了“据礼”、“酌情”、“参照旧例”等弹性极大的词汇，以及大量基于身份地位（公族、卿、大夫、士、庶人、奴隶）的差别化条款。
“混乱，是权力寻租的温床；模糊，是特权滋生的沃土。”周鸣的声音在寂静的堂中响起，不高，却带着一种穿透纸背的力量。他拾起一根半尺长的紫竹算筹，尖端蘸取了朱砂，点在羊皮卷的中央。“重构律法，首重‘纲目’。纲不举，则目不张；目不明，则法难行。”
他的动作流畅而精准，朱砂笔在羊皮上迅速勾勒出一个巨大的、位于卷首核心的圆圈，并在其中写下两个力透皮背的篆字——“罪行”。这，便是他法律逻辑树的根。
“世间万般侵害，其源皆可溯至此根。”周鸣的声音如同冰冷的刻刀，剖析着人性的阴暗面。他的算筹移动，从“罪行”这个根节点，向左右两侧延伸出两条粗壮的主干。朱砂线条刚劲有力，如同青铜器上的饕餮纹路，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左主干：指向一个分支节点，朱砂写下——“人身伤害”。
右主干：指向另一个分支节点，墨色浓重——“财产侵害”。
“人身之损，伤及性命根本；财产之侵，动摇立身之基。此二者，乃律法首要遏制之恶。”周鸣解释着，目光扫过身边几位屏息凝神的年轻法吏。他们眼中充满了震撼与求知欲，这种将律法如同庖丁解牛般层层拆解、逻辑归类的思维方式，彻底颠覆了他们过去对“法”那模糊、神秘、依赖口传心授的认知。
朱砂笔毫不停歇，沿着“人身伤害”这条主干继续深入剖析。
主干分叉：一条指向“故意伤害”，朱砂如血；另一条指向“过失伤害”，墨色稍浅。
“故意伤害”节点下，延伸出更细的枝叶。周鸣的笔锋带着一种数学家的冷酷精准：
“致命伤”-末端：一个醒目的、用赭石颜料加重勾勒的符号——“大辟”（死刑）。
“致残伤（断肢、毁容等）”-末端：一个清晰、严厉的符号——“刖刑”（断足）。
“重伤（卧床逾月）”-末端：“赎铜三百斤”。
“轻伤”-末端：“赎铜百斤，或城旦舂”（苦役）。
“过失伤害”节点下，逻辑同样清晰，但惩罚明显减轻，体现了“责行相当”的原则：
“致人死亡”-末端：“赎铜五百斤，罚为官奴三年”。
“致残”-末端：“赎铜三百斤”。
“致伤”-末端：“赎铜五十至百斤”。
每一条路径，都像一道清晰的数学公式：输入“行为性质+伤害后果”，即可推导出对应的“法律后果”。周鸣在关键节点旁，还用蝇头小楷标注着简要的“权重因子”：如“故意”权重为1.0，“重大过失”0.7，“一般过失”0.3；“致命”后果权重1.0，“致残”0.8，“重伤”0.6，“轻伤”0.3。最终的刑罚，便是行为权重与后果权重的乘积，再映射到预设的刑罚阶梯上。这并非完全僵化的自动量刑，却为判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相对客观的量化参考框架！
“看明白了吗？”周鸣停下笔，看向身边一位名叫胥渠的年轻法吏，此人眼神最为聪慧，“‘故意’与‘过失’，判若云泥。此乃律法之‘理’的根基。无‘理’则法为暴政，失‘度’则法同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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