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朝阳在绝境中采纳了王建国的建议。
他以一种近乎悲壮的姿态，向市商业局党委和区里递交了那份恳切请求——
“辞去厂长职务，下放车间当普通屠宰工人以改造思想”的报告。
这一出人意料的举动，果然在肉联厂乃至其上级主管部门引发了一阵不大不小的波澜。
正如王建国所料，当吕朝阳主动放弃了最显眼的靶子位置，并摆出最诚恳的接受改造姿态后，那些原本暗流涌动、意图将他拉下马的揭发与调查，其力度和紧迫性，似乎都随之减弱、放缓了。
毕竟，一个已经自请处分、甘愿去挥刀杀猪的有问题厂长，其典型意义和斗争价值，已然大减。
上级在短暂研究后，很快批复同意，任命了一位政治可靠、年富力强的新厂长。
而吕朝阳，则真的脱下了中山装，换上了油腻的工作服，每天天不亮就走进弥漫着血腥气和牲畜嚎叫的屠宰车间，开始了与记忆中“吕厂长”身份彻底割裂的、沉默而艰辛的改造生活。
王建国得知消息后，心中那块关于吕朝阳安危的石头，暂时落了地。
这步险棋，终究是为老厂长在狂风暴雨中，抢下了一隅或许逼仄、但总算能暂时栖身的避风港。
然而，这并未带来多少轻松。
因为，就在吕朝阳的个人命运以这种屈辱方式“尘埃落定”的同时，一股比运动更加无孔不入、也更能牵动每个人最基本生存神经的寒流，正伴随着这个夏末秋初并不温暖的季风，悄然席卷了整个四九城，乃至更广阔的国土。
自然灾害的阴影，并未因城里运动的轰轰烈烈而有丝毫消退，反而在持续积累、发酵。
去年部分地区歉收的影响尚未完全消化。
今年的气候又显异常，夏粮收成不如预期。
秋粮长势也令人担忧的消息，通过各种或明或暗的渠道，渗入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最终化为粮店前那日益延长、气氛也日益焦灼的排队队伍，以及家家户户粮本上那一个个被反复计算、却依旧捉襟见肘的定量数字。
粮食。
这个在任何时代都关乎生存根本的问题，在物资调配机制尚不完善、又叠加了各种运动干扰的年代，其敏感性和严峻性，被迅速放大到了极致。
四九城作为首都，供应相对优先保障，但相对二字，在绝对的需求面前，依然显得苍白无力。
居民的口粮定量开始出现调整，细粮比例下降，粗粮比例增加，豆油、肉类等副食的供应更是时断时续，难以指望。
各种关于城外灾情严重、粮食调运困难、要准备过苦日子的小道消息和恐慌情绪，在排队买粮的人群中、在工厂食堂的打饭窗口前、在胡同里邻居们的窃窃私语里，疯狂滋生、传播。
这股由生存危机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寒流，其冰冷与沉重，迅速压过了四合院里之前那些围绕着权力、情感、成分而产生的纠葛与算计。
在饥饿的威胁面前，许大茂的得势、刘海中的倒台、聋老太太的谋划、傻柱与于海棠的感情危机，似乎都变得遥远而微不足道起来。
每个人最关心、也最焦虑的，变成了同一个问题：
家里的粮食，还够吃多久？
下个月的定量，会不会再减？
去哪里能弄到一点不要票的吃食？
四合院里的气氛，随之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
一种基于共同生存压力的、脆弱而原始的抱团意识，开始在邻里间悄然滋生。
虽然各家依然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算计着每一两粮食，但公用水池边、中院纳凉时，谈论的话题，前所未有地高度统一起来。
“听说了吗？东城粮店今天天没亮就排出去二里地！就为了买点碎米！”
“我们厂食堂这个月的伙食补助又减了，窝头都快捏不起来了！”
“唉，这日子，可怎么过啊！孩子正长身体，天天喊饿……”
“听说黑市上玉米面都涨到一块五一斤了！还不敢买，抓住就是投机倒把！”
“咱们院是不是也得想想办法？光指着那点定量，够谁吃啊？”
议论声中充满了焦虑、无奈，以及对未来的深深忧虑。
连一向热衷于打听消息、算计得失的阎埠贵，此刻也愁眉不展，眼镜片后的眼睛里没了往日的精光，只剩下对家中存粮的反复计算和忧心。
易中海偶尔出来晒太阳，听到这些议论，也只是重重地叹气，眼神浑浊，不知是在为眼前的困局发愁，还是在追忆过往那些虽不富裕、但至少能吃饱饭的岁月。
刘海中家依旧紧闭门户，但据说二大妈为了省粮，已经好几天没做干饭，全是稀粥就咸菜了。
后院许大茂，虽然靠着钻营在厂里似乎混得不错，偶尔还能弄回点稀罕物，但在粮食这个根本问题上，他也无法独善其身。
厂里干部的定量也有削减，他那点外快在日益飞涨的黑市粮价面前，也显得杯水车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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