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劳作十二小时后的精疲力竭，是“自律”最大的敌人；狭窄的出租屋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微薄的收入在支付房租、填饱肚子后所剩无几，哪有余钱购买知识的入场券？
更致命的是，长期的即时满足模式已悄然重塑了他们的大脑回路，使得延迟满足所需的毅力变得如同攀登峭壁般艰难。
不是不想，而是不能。
他们的精神肌肉，早已在廉价刺激的消磨下萎缩。那内啡肽的围城，对他们而言，不仅遥远，而且城墙高耸入云，连仰望都是一种奢侈。
而富人追求内啡肽的征途，又何尝没有其自身的虚妄？
当“自律”、“提升”本身被异化为一种新的身份表演和社交货币，当健身房打卡、阅读书单、冥想时长成为朋友圈精心展示的素材，那份向内探索的真诚与宁静，是否也已被悄然置换？
那些昂贵的“内啡肽”体验，有多少是发自内心的渴望，又有多少是阶层身份维持的必须？他们在围城中奔跑，追逐着内啡肽带来的优越感，却也困在了另一种由“高级”期待构筑的牢笼里。
他们的“延迟满足”，有时不过是另一种形式更为隐蔽的即时满足——满足于阶层优越感的即时确认。
这巨大的分野，最终导向的是认知与命运的天堑。
穷人被禁锢在感官刺激的当下，视野所及，是日复一日的生存挣扎与眼前的片刻欢愉，难以形成长远的规划和积累。富人则在“延迟满足”的自我叙事中，不断强化着对未来的掌控感与投资能力，资源如滚雪球般积累，认知的边界亦随之拓展。
阶层的固化，便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神经化学物质的驱动下，变得愈发坚硬。多巴胺的囚笼由廉价快感的钢筋和生存压力的水泥浇筑而成；内啡肽的围城则由昂贵课程的金砖与身份焦虑的大理石砌就。
囚笼里的人羡慕围城的坚固与高度，围城里的人偶尔俯瞰囚笼的混乱，却庆幸自己的“幸运”与“明智”，双方都难以真正理解对方的处境。
这大概便是这残酷现实中最令人绝望之处：它并非简单的道德选择，而是结构性的陷阱。
它让穷人的“快乐”成为维持其贫穷的麻醉剂，让富人的“自律”成为巩固其富有的装饰品。
它让两种快乐彼此隔绝，相互鄙夷，却共同维持着一种冰冷而稳定的秩序。
我们是否还能想象另一种可能？一种让所有人，无论贫富，都能在尊严不被剥夺的前提下，既享有生命必要的、不廉价的欢愉（那或许是多巴胺的礼物），又能拥有追求深刻意义、实现自我价值的从容与力量（那或许需要内啡肽的支撑）？
这理想如同微光，在现实的巨大阴影下显得如此微弱。它要求打破资本对人性的精密算计，要求社会资源分配的深刻变革，要求重新定义“价值”与“成功”。
穷人需要的不是被指责沉迷多巴胺，而是获得喘息的空间、免于匮乏的自由，以及重新训练那被生存重压扭曲的“延迟满足”能力的机会——这需要整个社会基座的托举。
富人也需要警惕，那内啡肽构筑的围城，是否也在无形中囚禁了他们对真实世界的感知与悲悯？
这世间欢愉的贵贱之分，终不过是人间苦难的一体两面。
拆解这残忍的循环，需要的不仅是个人意志的微光，更是整个社会对公平与尊严的重新丈量。
当多巴胺不再是穷人的唯一止痛药，当内啡肽不再是富人的专属勋章，或许，我们才能走出各自的囚笼与围城，在更广阔的人间，真正相遇。（个人观点，不喜勿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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