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城的风里，总挟裹着一些推土机无法碾碎的东西。譬如那五路口天桥被拆的消息，便如一枚石子，骤然击破了我记忆深潭的静水。
那日我立在围挡之外，如同凭吊一位猝然离世的老友。钢筋铁骨在夕阳下被肢解，切割机尖啸的声响钻入耳膜，震得心头发麻。
我举起手机，镜头贪婪地攫取它最后完整的骨架，试图把这座横跨我整个少年时代的坐标，强行塞进这方寸屏幕里——明知是徒劳，不过是一场绝望的挽留。
这座桥，曾是古城的筋骨，是无数脚步丈量东西南北的必经之路。
桥下电车拖着辫子“铛铛”而过，桥上人流如织，小贩的吆喝、自行车的铃声、情侣的私语混杂在汽油味与尘土的气息里。
它知晓这城市最琐碎的脉搏。而此刻，它正被分解成零碎的废铁，连同桥下曾无比熟悉的街景——骡马市喧嚣的牲口市早被时尚橱窗取代，碳市街的烟火气散尽，黎明泡馍馆那勾魂摄魄的浓香、华侨商店橱窗里曾让人屏息凝神的“洋货”、普太和药店幽幽的药草香……皆如被风吹散的尘埃，消泯于楼宇丛林与宽阔马路的缝隙之中。
只有钟楼，这青铜铸就的心脏，依旧沉稳地端踞于城市中心，目睹着这剧烈的更迭。
它不能动，也不必动，是这疾速变幻的图景中唯一恒定的锚点，提示着人们脚下所踏之地，还有一层无法被完全覆盖的、叫做“长安”的底片。
从五路口天桥口向西，不过百十米，便是西安体育场。
当年那巨大的露天水泥溜冰场，是整座城市滚烫的青春熔炉。
周末傍晚，夕阳的金粉尚未完全褪去，震耳欲聋的迪斯科音乐已如海潮般拍打出来。
场内灯光次第亮起，无数滚轴冰鞋在粗糙的水泥地上划出尖锐刺耳的声响，交织成一片喧腾的声浪。
少年男女穿着紧绷的喇叭裤、花衬衫，头发抹得锃亮，像一尾尾色彩斑斓的鱼，在音乐与光影的旋涡中穿梭、旋转、追逐，释放着过剩的荷尔蒙与对未来的朦胧憧憬。
那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特有的、带着粗糙质感的时髦，一种原始而蓬勃的生命力。
就在这片喧嚣的冰面上，我记忆的胶片被永久定格在一个混乱而灼热的夜晚。为了一个名字早已模糊、只记得她穿着明黄色毛衣、冰滑得极好的女孩，少年荒唐的意气瞬间被点燃。
我们一群毛头小子，平日里不过是放学路上勾肩搭背的伙伴，此刻却因一个共同“守护”的荒谬理由，被一股莫名的悲壮感裹挟着，呼喝着涌向纠缠她的另一群身影。
冰场顿时成了角斗场，笨重的冰鞋成了累赘，推搡、叫骂、笨拙的挥拳……场面混乱不堪。
刺眼的灯光下，只看到一张张因愤怒或亢奋而扭曲的年轻脸庞，冰鞋刮擦地面的噪音淹没了一切。
那场架，像投入滚水的一块冰，短暂地沸腾、碎裂，旋即消融于更嘈杂的背景音里，什么也没解决。
女孩后来如何，那明黄色的身影最终消失在何方人海？杳无音讯。如今想来，那场荷尔蒙驱动的冲突，连同那个冰上的女孩，都成了青春这本仓促书册里被风无意吹乱、再也无法复原的几页。
没有结果，或许正是青春本身最贴切的注脚——冲动、模糊、戛然而止，带着一丝惘然的余味。
体育场喧嚣的声浪越过马路，便撞进一片截然不同的肃穆里——革命公园。
冯玉祥将军为纪念那场惨烈卓绝的“二虎守长安”战役中死难的军民而建。
园内松柏森森，革命亭、忠烈祠默然矗立，东西大冢如同大地沉默的伤口，埋葬着五万忠魂。
杨虎城将军的铜像目光如炬，刘志丹的汉白玉石像清癯而坚毅。这里，本应是历史的祭坛，是硝烟与牺牲凝固的纪念碑。
然而，在我的少年记忆里，它却奇妙地褪去了那份历史的沉重，化作一处轻盈的“风花雪月”之地。
那个年代，城市的肌理远未如今天这般丰腴膨胀。
没有眼花缭乱的游乐场，没有星罗棋布的咖啡馆，公园几乎是年轻人仅有的、可以堂而皇之“游荡”的公共空间。
革命公园，凭借其中心的位置和开阔的格局，自然成了青春情愫萌发的温床。傍晚时分，暑气稍退，园内便浮动起年轻的身影。
情侣们沿着梧桐夹道的小径漫步，女孩的长发被微风吹拂，拂过身边男孩紧张僵硬的臂膀。
湖边长椅上，低语呢喃，目光躲闪又纠缠。也有呼朋引伴的少年，在亭子间追逐笑闹，或者聚在某个角落，笨拙地拨弄着吉他琴弦，不成调的歌声惊飞了归巢的鸟雀。
空气中弥漫着草木的清气、年轻身体散发出的微热，以及一种懵懂而甜蜜的期待。
那高大肃穆的纪念建筑，那掩埋着数万忠骨的大冢，成了少男少女们朦胧情愫最宏大也最奇特的背景板。
生与死，血与火的历史记忆，在蓬勃的青春面前，暂时退隐为模糊的远景。公园的庄严与青春的躁动，在此形成一种奇异而和谐的交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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