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上朝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哪怕是外地刚调来的官员，或是年底朝会述职，不用了解最近发生了什么，只要往那一站，看着两帮人吵架，事情基本上就会了解个八九不离十。
随着宇文疾这一出班，与温宗博二人针锋相对，默不作声的唐云，听明白了，完全听明白了。
物价、商律，两件事有关联的，因此温宗博才会急于出班。
温宗博出班，是想让唐云知道，牛仃提出的定物价，实则另有隐情，牵扯到了其他一些事，不是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
宇文疾出班，不是敢隐瞒唐云其中隐情，而是户部利益，或是说整个国朝的利益，都有可能被损害。
物价，与商有关。
商律，自然也与商有关。
两位尚书大人，你一言我一语，说的一个比一个急，一个比一个快，生怕慢上一句就会被唐云怀疑别有用心，或是无法表明自己衙署的立场。
按照牛仃所说，大刀阔斧，直接上强度。
然而温宗博却提出了一个观点，一个不算刁钻但很另类的切入点。
这个切入点就是，不是所有商贾都和世家豪族有关，从鸿烈二年的时候，南地就出现了一股风潮，那就是民间经商的人越来越多。
最早的时候，是南军的卸甲老卒，自发的组织一些人手，运送货物、出入关行商，占着天时地利人和，赚的盆满钵满，然后人数越来越多，情况越来越普遍。
鸿烈三年到四年的时候，北地也出现这种情况了，很多北地的卸甲老卒，或是和军中有关的人，贩卖草原上的货物，以及护送大量的人们出关开发、消化草原上的地盘等等。
卸甲老卒也是民，民不靠地方官府和世家去经商，并且赚了钱，也带动了很多的人经商。
当然，这些都算是 “小体量”，比那些名门望族世家豪门掌管的大商贾还是不够瞧的。
牛仃提出的问题是，对商贾们上强度，直接揍，揍到怕，揍到不敢再哄抬物价。
从现在大虞朝的基本国情来看，这的确是解决问题的最有效的手段，无论是朝堂、士林、民间，都会赞同，毕竟士、农、工、商的概念已经深入骨髓。
但温宗博却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就是不公平。
户部的一刀切，切下去了，商贾是喊疼，可所有商贾应该喊疼吗，都应该挨这一下吗？
就说北地贩马，那些民间的商贾将马匹带入关内，还没入市就被那些大商贾给一扫而空了，然后这些大商贾再抬高价格进行售卖。
民间的小商贾们，也不傻，见到大商贾将价格抬得那么高，自己的定价肯定也会略微上涨，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循环，羊毛出在羊身上，你涨我也涨呗。
如果只是贩马行业是这个情况，倒也无所谓，主要是连民生物资同样如此。
很多小商贾不是说见到大商贾赚的多了，他们也坐地起价，而是物价全都上涨了，成本高了，不涨不行。
小的涨，大的收，收完之后也涨，涨了卖，周而复始，成本不断提高，物价继续上涨，价格持续攀高。
现在，户部那边要一刀切，所有商贾全上强度，这样，公平吗？
温宗博认为是不公平的，关于商贾相关的律法，很模糊，很笼统，前朝也好本朝也罢，到了现在，还是搞这个一刀切，大棒子轮下去谁是商贾就揍谁，明显是不公平的。
宇文疾要急眼，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而是户部不想将商律细化。
原因，大家心照不宣。
对户部来说，商税最重要，怎么多收商税，简单，你赚多少钱，给朝廷交多少钱税银，甭管你是干什么的，反正就是按照百分比收。
按照户部的经验来看，商税越细化、繁琐，那么商贾钻漏洞的法子和应对的手段就越多，钻的漏洞和手段越多，户部收上来的税银就越少。
修律、改律，和刑部有关，可实际上来说，“商” 与刑部无关，问题是刑部总被户部差使着去抓人啊，抓的还是商贾，小商贾，抓的多了，老温也就慢慢了解真实情况了。
就说京中，还是说贩马，小商贾从边关收了二十匹马，民用的，带到了京中，想要去西市贩卖。
没等到西市的，马刚进马厩，大商贾下面的人就找上门了，一匹多少钱，直接全收走。
你要是卖，那一切好说。
可你要是不卖，好，那就让你一匹都卖不出去，等你卖的时候，我们也卖，不管你卖多少钱，我都比你低，你身边的马贩子，全都是我的人，价格也全都是我定的。
敢从关外带着马一路卖到京中的，多是军中卸甲老卒，哪受的了这个气，大打出手是常事，问题是京中是什么地方，你说闹事就闹事，京兆府和刑部是吃干饭的不成吗。
闹事也就罢了，最多管两天，主要是但凡是商业领域，那些牙行、马商等等，有着属于自己的规矩，这些规矩都是被定在契约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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