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田坝的夜晚，常常是以实验室和办公室持续亮着的灯光为标志。
在肖镇系统性培训的“启蒙”之后，整个611所，尤其是飞控团队，仿佛被注入了一股强劲的活力和全新的方法论。
而在这股浪潮的核心，则是肖镇与杨林这两位年轻顶尖大脑的持续碰撞与融合，不仅在技术上，也在日常生活中，制造出不少让人忍俊不禁的趣事。
肖镇的办公室（一间由储藏室临时改造的小房间）与杨林的办公区域相隔不远，这为他们频繁的交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往往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想法，一次仿真数据的异常，或者仅仅是对某个公式推导的再审视，就能让其中一人立刻起身，走向另一人的房间。
“杨工，你看这个，”肖镇指着屏幕上的一组时域响应曲线，眉头微蹙，“按照我们之前修订的三回路控制律，在迎角接近25度时，俯仰速率响应出现了轻微的滞后和超调，虽然幅度很小，但在极限状态下可能会被放大。”
杨林正叼着一根没点燃的香烟（所内严禁烟火，他只能过过干瘾），闻言立刻把烟屁股拿下来凑过去，手指快速在键盘上敲击了几下，调出了对应的气动数据包和操纵面偏转记录。
“滞后…让我看看舵机的响应延迟数据和当时的空速…嗯，确实存在。
肖博士，你觉得是观测器对涡流升力的预测不够准确，还是舵面效率在这个姿态下本身就有非线性衰减？”
“可能兼而有之。”肖镇拿起笔，在旁边废弃的打印纸背面飞快地画起了伯德图和分析函数，“我怀疑是我们引入的动态逆补偿在跨音速区对气动参数的摄动过于敏感。
或许我们需要一个更鲁棒的参数辨识器，在线实时修正模型误差。”
“在线修正？计算量会不会太大？飞控计算机的余量不多了。”杨林立刻想到工程实现的约束。
“可以用简化模型，只针对关键且变化剧烈的几个参数，比如升力线斜率和俯仰阻尼导数。
用递推最小二乘法，但加入遗忘因子，防止数据饱和。”肖镇思路流畅，显然对此已有思考。
“好主意！遗忘因子可以设置成与动态压力相关…走，去仿真室，我们现在就搭个简易模型跑一下看看！”杨林眼睛一亮，把烟屁股往耳朵上一别，拉起肖镇就往外走。
肖镇看着他耳朵上那根摇摇欲坠的香烟，无奈地笑了笑，却也习惯了他这随性的做派。
这种技术上的默契与碰撞几乎每天都在上演。
他们没有严格的职位高低观念，只有对问题本质的探究和对最优解的追求。
肖镇的理论功底深厚，善于从系统层面构建模型、发现潜在问题并提出理论上的解决方案；而杨林则对飞机的每一个部件、每一行代码、每一次试飞数据都了如指掌，拥有极其敏锐的工程直觉和将理论转化为可行方案的强大能力。
有一天中午，两人一起去食堂，为了争论从办公楼到食堂的“最优路径”（考虑距离、人流量、日照角度等多个变量）哪个数学模型更合理，站在路口拿着树枝在地上写写画画，争得面红耳赤，完全忘了吃饭这回事。
直到宋院士路过，哭笑不得地一手拎一个把他们拖进食堂，“两个臭小子，吃饭不积极，脑子有问题！再吵扣你们午饭经费！”
两人这才偃旗息鼓，端着饭碗还在小声嘀咕对方的模型“忽略了地面摩擦系数随时间的变化”。
某天清晨，肖镇顶着一对黑眼圈找到杨林，严肃地说：“杨工，我昨晚梦见用混沌理论优化了你那个预判滤波器的参数，收敛速度提升了15%！”
杨林一拍大腿：“巧了！我梦见用遗传算法重新排列了飞控代码的执行顺序，内存占用少了8%！”
两人于是煞有介事地根据模糊的“梦境记忆”开始推导和验证，虽然最后证明梦境不靠谱，但过程中还真意外发现了一个代码冗余，让真正写代码的工程师哭笑不得。
一次仿真遇到诡异bug，连续排查几个小时无果。
杨林气得对着服务器机柜踹了一脚（没敢用力），结果系统奇迹般地跑通了！
杨林目瞪口呆，随即得意洋洋地对肖镇说：“看见没？这叫‘物理震荡纠错法’，老祖宗说的‘不通则痛，痛则通’！”
肖镇无语，默默拿起万用表开始检查机柜接地是否良好，果然发现了一个接触不良的端子，一边修理一边吐槽：“你那叫玄学，我这才是科学。”
两人都爱吃食堂的红烧肉。
有一次，为了争论一块完美的红烧肉应该是“肥肉部分入口即化”。
杨林主张，认为这涉及到非牛顿流体在口腔温度下的剪切稀化效应。
还是“瘦肉部分丝丝分明”，肖镇主张，认为这关系到肌肉纤维在炖煮过程中的热裂解程度。
差点在饭桌上用筷子蘸着菜汤画起应力应变曲线，被同桌吃饭的老专家笑着制止：“你俩再分析下去，这肉都让隔壁桌的小王夹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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