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物资从来没有断过——每个月都有车队往返于上海和川沙之间，送去粮食、被服、弹药、药品，周卫国需要的清单上缺什么就补什么——但物资的充足并不能代替老板本人的到场。
那些新兵们每天听着周卫国讲“苏老板如何如何”，却连苏老板长什么样都没见过，时间长了难免会觉得这个传说中的老板只是一个符号，一个印在账本上的名字，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
更何况，今天是第一场雪。在中国的传统里，下雪的日子往往意味着团聚——一家人围坐在火炉旁，吃着热腾腾的饭菜，聊着家长里短。
而他的那些弟兄们，此刻正冒着风雪在山里的训练场上摸爬滚打，为的是在不久的将来能够上战场杀敌报国。他作为他们的老板，理应去跟他们吃一顿饭、喝一碗酒、说几句暖和的话。这不仅是道义，更是一种投资。人心这个东西，从来都是相互的。你对弟兄们好，弟兄们才会在战场上替你卖命。
想到这里，苏天赐扔掉了手中的烟蒂。烟头落在雪地上，发出极其轻微的嗤的一声，微弱的红光在白雪中闪了一下就熄灭了，只留下一个小小的焦痕，很快就被新落下的雪花覆盖了。
他抬起头，望向码头西边。在纷飞的雪幕之外，大约五十公里的方向，就是川沙县。他的营地，他的兵，他的周卫国，都在那里。五十公里，开车走公路的话大约一个半小时。如果现在出发，天黑之前应该能赶到。
远处传来了卡车发动机的轰鸣声。许文强已经安排好了车队——二十辆卡车在码头仓库区前的空地上排成了一列，工人们正在往车厢里搬运物资。一个个沉甸甸的麻袋被扛上跳板，装进车厢，码放整齐；一箱箱药品和电池被小心翼翼地摆放好，用绳索固定；摩托车被推上了专门改装的挂斗，跨斗车上还架着用油布包裹的轻机枪。
苏天赐向自己的轿车走去。在他身后，码头的工人们已经完成了一天的工作，正三三两两地聚在仓库门口的雨棚下躲避大雪。有人点燃了旱烟，烟雾和呼出的白气混在一起，在雨棚下缭绕着；有人喝上了刚沏好的热茶，茶水的热气在寒风中蒸腾成白色的雾；有人对着漫天飞雪抱怨着天气的寒冷，有人则笑着说明天码头怕是要停工了，正好回家陪老婆孩子。
而在更远的地方，在那片被暮色和雪幕笼罩的苍茫大地上，他的营地里，几百名年轻的士兵正在周卫国的带领下，顶着风雪做着今天的最后一轮射击训练。枪声在空旷的山谷中回荡着，和风声、雪声交织在一起。他们还不知道，今天夜里，他们的苏老板将顶着风雪来到他们面前，给他们带来二十卡车的补给，带来几条香烟和几箱茶叶，带来一顿热腾腾的加餐，也带来一个关于未来的、沉甸甸的承诺。
而那一天，正在以不可阻挡的速度向这片大陆逼近。每一片落在他肩头的雪花，都在无声地告诉他——时间不多了。
雪越下越大了。
从十六铺码头出发的时候，还只是细密的雪粒，打在车窗上沙沙作响，像是有人用细盐轻轻撒在玻璃上。但车队出了上海市区，沿着通往川沙县的公路向北行驶了不到二十公里，雪势就骤然变大——雪粒变成了雪片，雪片又聚成了雪团，铺天盖地地从铅灰色的天空中倾泻下来，仿佛有一双无形的巨手正在天上撕开了一个又一个装满鹅毛的口袋。公路上很快便积起了一层没过鞋底的白色绒毯，卡车的轮胎碾过积雪，发出嘎吱嘎吱的闷响，在车尾扬起两道翻涌的雪雾。
苏天赐坐在轿车的后排，膝上摊着一本翻到一半的账本，但目光却一直落在车窗外面。窗外是大片大片的农田，田地里的麦茬早已割尽，覆盖上了一层薄薄的积雪，放眼望去白茫茫一片，只有田埂上几棵光秃秃的杨树还顶着满头白雪，在风中瑟瑟地抖着枝条。更远处，几个灰蒙蒙的村庄轮廓在雪幕中若隐若现，偶尔能看到一两盏昏黄的灯火在村庄深处闪烁，像是冬夜里孤独的萤火虫。
他的车队由二十辆满载物资的卡车和四辆负责护卫的吉普车组成，队伍拉得很长，在积雪的公路上排成了一条缓缓移动的钢铁长龙。领头的吉普车上架着一挺用油布包裹的轻机枪，许文强亲自坐在副驾驶座上，一手搭在车门扶手上，一手握着一副望远镜，每隔几分钟就举起来观察前方的路况。他的谨慎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条公路虽然还算平整，但雪天路滑，一旦有卡车打滑陷进路边的排水沟里，整个车队都得停下来等它脱困。
好在他们终于在天色彻底黑透之前，远远地看到了那片矗立在荒野中的营地轮廓。
苏天赐已经有将近四个月没有来过这里了。四个月前，这片营地还只是一个简陋的野外训练场——几排用木板和帆布搭建的临时营房，一块被推土机碾平的空地做操场，一圈用铁丝网拉起来的简易围墙，以及围墙四角各一座用沙袋垒成的哨塔。那时候整座营地的面积不到五平方公里，驻扎的兵力也不过三千余人。而此刻，当他透过车窗望向前方时，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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