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那个知县给林同知私下里送得多，林同知就给那个县定的征收指标高呢？
清政府钱粮征收的真正的逻辑，或者说官场心照不宣的规矩是：
在老百姓还能接受的范围内，给那个县的征收额度大，那就是照顾那个县！
为啥？清政府的官员编制和发饷的规矩造成的。
算一算，负责收钱粮的衙役、保长、庄头等，这些人压根不在编制里，干活得发钱，才有动力。
知县的师爷、跟班、仆人，这些人也不在编，工资从哪里来？
还有下级对上级那没完没了的冰敬、碳敬、岁敬、别敬、年节生日孝敬……这些银子，打哪儿来？
以上这些缺口的行政开支，还有知县“小金库”的钱，怎么解决？
办法就俩字儿：“加征”！
用火耗、解费（押送粮税的费用）、票钱这些听着“合法”的名目，在原来征收的额度上，再加一部分，狠狠刮一层油。
所以啊，征收的基数越大，按比例加征刮出来的油水就越多！
知县手里能抖搂的银子就宽裕；
银子到位了，底下征收钱粮的那帮人，腿脚就格外麻利，进度自然噌噌快。
给上头各路神仙的银子送得足足的，知县就能高枕无忧，逍遥自在。
反过来，额度要是给得少，加征的油水也少；
这个知县的手头就紧巴，上下都照顾不到，底下人干活没劲；
上头孝敬少了，那肯定遭白眼、穿小鞋。
但最后倒霉的是谁？还不是老百姓！
不但要交正额，还得扛着加征的那部分。
至于老百姓多缴了多少，可谁又在乎呢？
这就是清政府收钱收粮的铁规矩！
同州府大荔县衙的后堂
李体仁盯着府里发来的催缴公文，又瞅了瞅还没收上来的缺口大窟窿。
时间早就过一半了，征收数连一半都还没够着！
他的钱粮师爷田文镜凑在灯下，把算盘拨得噼里啪啦响。
他看了看坐在一边的知县老爷，轻声到：
“东翁，咱们至少还得征三万二千两，才能……”
“才能什么？”李体仁没好气地打断他，“才能交差？还是才能有富余？”
田文镜缩了缩脖子，没敢接茬，他知道知县老爷这会儿火气正大。
李体仁没吭声，踱步到窗前，院子里白茫茫的一片积雪。
他太清楚大荔县的底细了，这里至少有十万亩是河滩新开的地，压根儿就没啥正经收成。
虽说他调低了这些地的税，给其他熟地加了码，可如今熟地、生地的税都不轻呀。
今年凭空砸下来的路捐，再加上租子，农户能剩两成的收成都不错了。
“东翁，下不去手了？”田文镜察言观色，试探着问；
“可府里林同知既然给了这个数，那就是默许咱们‘放手干’。咱们要是心慈手软，完不成正额，头一个得罪的就是林同知。再说了……”
他压低了声音，凑近些：“布政使大人那边，可还巴巴等着东翁您今年的‘炭敬’呢。”
炭敬、冰敬、别敬、岁敬……这些名目像一道道无形的绳索，捆着李体仁往上爬，也勒得他几乎喘不过气。
他想起自己金榜题名中进士那年，父亲在祠堂里语重心长的话：
“儿啊，以后当了官，记住一句话——皇粮国税，分文不能少；百姓的血汗，一滴不能拿。”
可父亲哪里知道，如今的官场，皇粮国税？
那只是个光鲜的由头罢了。
真正的门道，全在“血汗”这两个字里呢。
李体仁转过身，脸上那点犹豫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下严催札（严格的催缴文书），口气放硬点！对完不成征收额度的保长、衙役、里正、庄头，必须严加处罚！一个也别想跑！”
田文镜赶紧点头，又问：“东翁，要是有那抗捐的刁民呢……”
李体仁目光落在书案上那对刚赎回来的玉镇纸上，烛光下，温润透亮。
他想起林同知批文上那句“宜多担国事”。
忽然扯开嘴角笑了。
“抗捐？”他轻轻抚摸着镇纸上精致的灵芝花纹，声音冷了下来。
“那是刁民抗税，国法难容！手段上足，该抓就抓，该打就打。出了事……自然有府里林大人给咱们顶着！”
严催札一下去，这些在一线征收粮税的保长、衙役、里正、庄头们，立马像打了鸡血，使出浑身解数：
坐催：玩疲劳战，日夜不停地赖在欠缴人的家里，连骂带催，搅得人鸡犬不宁。
滚单连坐：把五户或十户捆成一张单子，一户不交，全部连坐，逼得邻里互相影响、施压。
羞辱：把欠缴人的名字张榜公布，或者敲锣打鼓满街吆喝，让他丢尽脸面。
加收：对欠缴的户，拖得越久，加征的“罚钱”就滚得越高。
包揽：包片的庄头，直接把欠缴人交不起的粮税变成驴打滚的高利贷，过后再上门凶神恶煞地催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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