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五的晨光还没把窗棂染透，我就已经坐在了客厅的藤椅上，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田馨的短信。
原计划今天就得动身回广州，赶在初八公司开工前到公司。
无奈天推迟了计划，买的是初六到广州的票。可昨天晚饭时，田馨发来消息说她初六早上才能出发，到广州得傍晚了。
我盯着那条消息看了半分钟，突然跟坐在对面剥橘子的母亲说：“妈，我今天不走了，等初六跟田馨一起回广州，这样我们前后脚到，还能顺路去接她。”
母亲的手顿了一下，橘子皮的白丝粘在指缝里，她抬头看我的时候，眼里亮了亮，又赶紧低下头掩饰似的继续剥橘子：“也好，多待一天是一天，家里还有你爱吃的腊肠，我再给你装两斤。”
父亲坐在旁边看报纸，闻言从老花镜上方瞥了我一眼，嘴角轻轻勾了勾，没说话，只是把刚泡好的热茶往我这边推了推。
我知道，他们其实舍不得我走，只是从来不说。
一夜无话，初六的天刚蒙蒙亮，我就被厨房传来的动静吵醒了。
穿好衣服走过去，看见母亲正站在灶台前煎鸡蛋，锅里的油滋滋响着，金黄的蛋液慢慢凝固，香气裹着热气飘满了整个屋子。
“醒啦？赶紧洗漱，我给你煮了点吃的。”母亲转过身，围裙上沾了点面粉，头发用发卡别在耳后，眼角的细纹在晨光里看得格外清楚。
我应了一声，走到水池边洗脸，冰凉的水泼在脸上，才勉强压下心里的酸涩。
每次离家，最难过的就是看着父母忙前忙后的样子，明明舍不得，却还要笑着说“路上注意安全”。
吃过早饭，我开始收拾行李。
母亲早就把要带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叠得整整齐齐的衣服放在行李箱的一角，旁边是用保鲜袋装好的腊肠、腊肉，还有她自己腌的萝卜干。
“这个萝卜干配粥好吃，你在广州买不到这么地道的。”母亲一边说，一边把一包黄花苗塞进我包里，“你总说加班容易累，这个泡水喝，去火。”
我点点头，看着她弯腰把行李拉链拉好，手指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
父亲则在旁边帮我检查充电器、身份证，把这些小东西都放进我的随身背包里，还特意叮嘱：“身份证放好，别像上次一样差点弄丢了。”
九点多的时候，我给田馨发了条微信：“我已经从家里出发了，你到了给我发消息，我在出站口等你。”
消息发出去后，一直没收到回复。
我想着她可能还在忙，信号说不定不太好，也就没多想。
父亲已经把我的行李箱搬到了门口，他推着自行车出来，车后座用绳子绑了块木板，刚好能放行李箱。
“我送你到公路边，那边好打车。”父亲说着，把行李箱稳稳地放在木板上，又仔细检查了一遍绳子，生怕路上掉下来。
我跟在父亲身后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正月的风还带着点寒意，吹在脸上凉凉的。
路边的麦田里，麦苗已经冒出了嫩绿的芽，远处的村庄里飘着袅袅炊烟，偶尔能听到几声狗叫。
父亲的自行车在小路上碾过碎石子，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他的背比去年好像又驼了一点，深蓝色的外套被风吹得微微鼓起。
我想起小时候，他也是这样骑着自行车送我去镇上上学，那时候我坐在前梁上，双手紧紧抱着他的腰，觉得他的后背特别宽厚，能挡住所有的风风雨雨。
走到公路边的时候，刚好有一辆客车过来，司机停下车，帮我们把行李箱搬上后备箱。
父亲站在车旁边，双手插在口袋里，看着我坐进副驾驶，嘴唇动了动，好像有话要说。
我把车窗降下来，笑着问他：“爹，还有事吗？”
他沉默了几秒，声音突然变得低沉起来，不像平时那样洪亮：“到了广州，记得经常去看看你妹妹，她一个人在那边上班不容易，你们互相照应着点。”
我心里猛地一酸，眼眶瞬间就红了。
父亲从来不是个擅长表达感情的人，他不会说“我想你”“你要照顾好自己”，只会用这种方式，把对我们的牵挂藏在叮嘱里。
我用力点头：“爹，我知道了，我会常去看她的，你和妈在家也注意身体，别太累了。”
司机催着要走了，我赶紧跟父亲挥手：“爹，我走了，你回去吧！”
父亲站在路边，一直挥手，直到出租车开出去很远，我从后视镜里还能看到他站在原地的身影，像一棵挺拔的老树，守着这条我们走了无数次的归程路。
出租车一路往县城的火车站开，我拿出手机看了看，田馨还是没回消息。
我有点担心，又给她打了个电话，结果提示“暂时无法接通”。我只好安慰自己，可能她正在坐车，手机没电了。
县城的火车站不大，人却不少，大多是返工的人，背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脸上带着对家的不舍和对未来的期待。
我排队取票的时候，前面站着一对年轻的夫妻，女人怀里抱着个一岁左右的孩子，男人帮她拎着行李箱，嘴里不停地叮嘱：“到了那边记得给我发消息，孩子要是闹了，你就哄哄他。”女人点点头，眼圈红红的，把孩子抱得更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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