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就在那颗来自敌人阵地的、惨白的照明弹映照下，以一种毫不浪漫的方式，粗暴地闯入了历史。而它带来的第一份“礼物”，便是登峰造极的严寒。
一月的阿图瓦，仿佛被浸入了一个巨大无比的、由冰块铸造的模具之中。
风不再是风，而是无数把无形而锋利的冰刀，贴着地面席卷而过，搜寻着任何敢于暴露在外的生命气息。
天空终日呈现出一种病态的、铅灰色的沉闷，太阳即便偶尔穿透云层，也只是一个苍白无力的光斑，吝啬地洒下毫无温度的光线。
气温持续骤降，跌破了士兵们认知的底线。战壕壁彻底冻得像混凝土一样坚硬，镐头砸上去只会迸溅出几点火星。
泥泞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颗粒状的、如同沙砾般的冻土，踩上去发出“沙沙”的声响。
连无人区里那些尚未完全冻结的泥潭，表面也结了一层不牢靠的薄冰，下面是致命的、足以吞噬一切的冰冷泥沼。
战斗，在这种天气下，似乎变成了一种次要的威胁。
一个新的、更沉默、更无孔不入的敌人，成为了士兵们每日必须面对的主宰——冻伤。
冻伤减员开始以一种稳定而恐怖的速度，悄然超过战斗减员。起初只是脚趾或手指末端失去知觉，变得苍白、僵硬。士兵们起初并不在意，甚至觉得这种麻木比疼痛更容易忍受。
但很快，无知无觉中，组织开始坏死，颜色转为青紫，甚至发黑。当疼痛再次袭来时，那已经是深入骨髓的、如同被烧红的铁钎不断穿刺的剧痛。
担架兵往返于前线和后方简陋的包扎所之间，运送的不再仅仅是枪炮造成的伤员，更多是因冻伤而扭曲变形的肢体。
截肢，成了战地医生在这种条件下，对此唯一能做的、残酷的“治疗”。
锯子切割骨骼的声音，和伤兵压抑的、从喉咙深处挤出的惨嚎，成为了后方另一种形式的“背景音”。
药品，尤其是预防和治疗冻伤的药品，奇缺。纱布、消毒剂、止痛药……所有的一切都优先供应给战斗伤员。
而这些“自己冻伤自己”的士兵，往往只能得到最简陋的处理，然后被判定为“非战斗减员”，运往更后方，或者，等待死亡。
卡娜的状况令人担忧。
圣诞节前后的那场低烧，并未像希望的那样彻底退去，而是在这极寒的催化下，转为了一种持续不断的、深藏在胸腔内部的咳嗽。
起初只是偶尔几声，在寂静的战壕里显得格外清晰。但随着寒冷加剧，咳嗽也变得频繁而剧烈。
她常常蜷缩在战壕的角落里，用毯子紧紧裹住自己，身体因为无法抑制的咳嗽而剧烈颤抖，苍白的脸颊泛起不正常的潮红。
每一次深长的、带着痰音的咳嗽，都仿佛要耗尽她全身的力气，听得周围的人都心头一紧，仿佛那咳嗽声会传染，会勾动自己肺腑间同样存在的不适。
艾琳将自己的大部分毯子都让给了卡娜，只留下薄薄一层垫在身下隔绝地气。她知道这杯水车薪，但在这种环境下，任何一点额外的保暖都可能是生与死的界限。
她看着卡娜咳得撕心裂肺，担忧在心中久久不去。
她开始利用极其有限的条件，试图为卡娜缓解痛苦。记忆深处那些关于草药学的、零碎的知识被翻捡出来。
她利用难得的、相对安全的间隙，在战壕后方被炸毁的荒废田园边缘，冒着冷枪的风险，寻找着可能残存的、具有镇咳化痰作用的野生薄荷或其他耐寒草药的根系。
冻土坚硬，她用工兵铲费力地挖掘，手指冻得通红麻木，有时一无所获，有时只能找到几段干枯细弱的根茎。
她会将这些来之不易的根茎仔细清洗，或者干脆就用雪擦干净，然后掰碎，用自己省下来的、珍贵的热水泡开，让卡娜喝下去。
那水的味道苦涩而怪异，带着浓重的土腥味，疗效微乎其微，更多是一种心理上的慰藉。
但卡娜总是顺从地喝下，然后在咳嗽暂歇的间隙，用那双因发烧而显得格外湿润的眼睛看着艾琳，低低地说一声：“谢谢，艾琳姐。”
这声“谢谢”，比霞飞将军的祝词更真实，也比那劣质朗姆酒更让艾琳感到一种沉重的、无法言说的负担。
后勤补给线在严寒和敌方不间断的骚扰下，变得时断时续，脆弱不堪。热汤和新鲜面包成了遥远的记忆。
送上前线的，再次是那些冰冷、坚硬得像石头一样的压缩饼干，冻得像砖头般的咸肉，以及偶尔才能盼到的、半冷不热的豆子汤。
食物在极短的时间内就会冻透，士兵们不得不像啮齿动物一样，用体温去捂化，或者干脆就那么用冻得生疼的牙齿去啃咬。
热量摄入严重不足，而维持体温消耗的能量却巨大无比。士兵们开始像冬眠的动物一样，尽可能地减少一切不必要的活动。
他们蜷缩在尽可能背风的角落，将身体团成一团，双手插在腋下，双脚互相摩擦，试图保存那一点点可怜的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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