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比如“官员漏洞”。明朝的官员，选拔靠“科举”，考核靠“道德”，工资低得可怜。一个七品县令，一年的俸禄只有45两银子，连养家都不够，更别说应付日常开销。于是，“灰色收入”成了公开的秘密：收税时多收一点“损耗费”，判案时收一点“辛苦费”，甚至逢年过节，地方乡绅还要“孝敬”一点——这些都成了“潜规则”。1587年，有个叫海瑞的官员，偏偏不遵守这个“潜规则”，他一分钱灰色收入都不要，结果自己穷得连肉都吃不起，还被其他官员排挤：“你这么做，不是让我们都成了坏人吗？”最后，海瑞只能被调到南京做个闲官，什么实事都做不了。黄仁宇说，海瑞的悲剧，不是“他太正直”，而是“明朝的官员制度，根本不允许正直的人活下去”。
还有“皇帝漏洞”。明朝的皇帝，表面上是“天子”，实际上是“文官集团的傀儡”。文官们用“祖制”“道德”把皇帝捆得死死的：皇帝想立哪个儿子做太子，要听文官的；皇帝想花点钱修宫殿，要听文官的；甚至皇帝想多娶几个妃子，也要听文官的。万历皇帝刚登基时，还想做个“好皇帝”，可做着做着发现，自己连“喜欢哪个女人”都不能做主——他想立郑贵妃的儿子做太子，文官们天天上奏反对，说“必须立长子，这是祖制”。吵了十几年，万历皇帝彻底心灰意冷，从1587年开始，他干脆不上朝了：“你们不是想管我吗？那我就什么都不管了，看你们怎么办。”可皇帝不管事，文官集团又陷入了“内斗”：你骂我“奸臣”，我骂你“庸才”，没人管国家大事。黄仁宇说，万历的“躺平”，不是“他太懒”，而是“明朝的皇帝制度，根本不允许皇帝做一个‘人’”。
这些“漏洞”，在1587年之前就存在，但到了1587年，它们终于凑到了一起，形成了“系统性崩溃”：税收收不上来，国库空虚；官员要么贪腐，要么内斗，没人做事；皇帝躺平，朝廷失控。更可怕的是，没人能修复这些漏洞——想改税收，会得罪地主和文官；想改官员制度，会打破潜规则；想让皇帝重新理政，会得罪整个文官集团。大明王朝，就像一辆刹车失灵的马车，只能朝着悬崖一直跑。
三、六个“程序员”的挣扎：有人想修系统，有人想换系统，有人只能躺平
如果把大明王朝比作一个“漏洞百出的系统”，那么《万历十五年》里的六个人，就是六个不同的“程序员”：有人想修复系统，有人想推翻重写，有人发现修不好只能躺平，还有人干脆放弃，去研究“系统为什么会坏”。他们的故事，就是大明系统崩溃的“全景图”。
第一个程序员：万历皇帝——从“想修系统”到“直接摆烂”。万历刚登基时，跟着张居正学“怎么修系统”：张居正搞“一条鞭法”，简化税收；搞“考成法”，考核官员，万历都全力支持。可张居正一死，万历发现，自己根本掌控不了“修系统”的节奏——文官们反对张居正的改革，还把张居正的家产抄了，连他定的规矩也全废了。万历想重新推进改革，却没人听他的；他想立自己喜欢的儿子做太子，也没人听他的。1587年，万历彻底放弃了：“既然你们都不想修系统，那我就不管了。”他开始不上朝，不批奏折，甚至不任命新官员——空缺的职位越来越多，奏折堆成了山，系统越来越卡，可万历一点都不在乎：“这系统是你们要的，坏了也该你们负责。”
第二个程序员：张居正——唯一能“大修系统”的人，却死无全尸。张居正是万历的老师，也是大明最有能力的“系统工程师”。他知道系统的漏洞在哪：税收混乱，就搞“一条鞭法”，把所有税都折合成银子缴纳，简单明了；官员偷懒，就搞“考成法”，根据政绩决定升降，赏罚分明。在他的手里，大明系统稍微“流畅”了一点：国库有了余钱，边境也稳定了。可他的问题是“太强势”——他敢得罪地主，敢顶撞文官，甚至敢管万历皇帝的私生活。1582年，张居正去世，文官们立刻开始报复：弹劾他“专权”“贪腐”，万历皇帝也因为之前被张居正管得太严，顺水推舟抄了他的家。到了1587年，张居正的改革已经荡然无存，他本人也被钉在了“奸臣”的耻辱柱上。黄仁宇说，张居正的悲剧，是“他想一个人修整个系统，却忘了系统里的人，都不想被他管”。
第三个程序员：申时行——想“小修小补”，却成了“和事佬”。申时行是张居正之后的首辅，他知道系统不能不修，但也不能像张居正那样“硬来”。他的办法是“和稀泥”：文官们吵架，他就劝“大家都是为了国家，别伤了和气”；万历皇帝躺平，他就一边劝皇帝“多上朝”，一边帮皇帝挡文官的弹劾。他想在“皇帝”和“文官”之间找个平衡点，慢慢修复系统漏洞。可1587年，他发现自己根本做不到：万历皇帝不听劝，文官们也不买账，有人骂他“懦弱”“没骨气”，有人弹劾他“纵容皇帝，误国误民”。最后，申时行只能辞职回家——他想“小修小补”，却发现系统的漏洞太大，根本补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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