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的经济状况跌到了谷底。修房子欠下的债务像一座大山：刘老板的五金材料费三万八，王师傅和他徒弟们的工钱一万五，加起来整整五万三千块！这还不算之前为了应急零星欠下的小额债务。而我和李强的收入来源，几乎枯竭。
唯一的转机是，李强托朋友帮忙，终于在一家物流转运站找到了一份夜班分拣的活。工作辛苦，黑白颠倒，但收入比摆摊稳定了些，每月能有四千左右。他变得更加沉默，眼下的乌青浓得化不开，膝盖的旧伤在寒冷的夜里和繁重的搬运中，时不时会隐隐作痛。
我必须想办法。坐吃山空，债务不会自己消失。看着父亲吃完药睡下，母亲在厨房熬着下一顿的中药，我悄悄走进那间被洪水洗劫一空、如今只剩几个空货架的小店。灰尘在从破窗户透进来的光柱里飞舞。我抚摸着冰冷的货架，心里盘算着。重新进货？大笔资金投入根本不可能。赊账？经历了这么多，谁还敢赊给我？
一个极其寒酸、几乎是自我压缩到极致的计划在脑子里成型——小铺金，小规模重启。我翻箱倒柜，找出了洪水前剩下的一点零钱和角票，又硬着头皮找朋友借了三千块，作为启动资金。这点钱，只够进最基础、最便宜的必需品。
第二天，我骑着从废品站淘来的旧自行车，跑遍了县城和邻县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不挑品牌，只找最便宜的大路货；不图利润高，只求周转快。几毛钱一支的铅笔，几块钱一打的作业本，一块钱一把的塑料尺，几毛钱一个的橡皮擦……我像蚂蚁搬家一样，一点点把空荡荡的货架重新填满。没有钱做招牌，就用红纸写了“文具百货”四个大字贴在玻璃门上。没有冰柜卖冷饮，就只进点最便宜的矿泉水。唯一的“大件”，是从二手市场淘来的一个吱呀作响的老旧玻璃柜台，用来放稍微值钱点的钢笔和计算器。
小店重新开张那天，没有鞭炮，没有花篮。我默默地把玻璃门上的灰尘擦干净，把“营业中”的小牌子挂出去。货架上稀稀拉拉的货物，在惨白的日光灯下显得格外寒酸。路过的老街坊探头看看，有的摇摇头走了，有的进来买了支笔或本子，算是照顾生意。收入微薄得可怜，但至少，它不是零。
每天，我早早起来，给家人做好早饭，送朵朵去幼儿园，然后一头扎进小店。守着那点可怜的货，精打细算每一分钱的进出。中午匆匆扒口饭，下午继续守着。傍晚关店，赶回家做饭，熬药，照顾父亲。生活的节奏被切割成无数琐碎而沉重的片段，每一片都浸透着“无人兜底”的艰辛和必须自扛的倔强。
一天晚上，安顿好父亲睡下，朵朵也睡着了。母亲把我拉到狭小的厨房，昏黄的灯光下，她从一个旧手帕包里，拿出一叠钱，塞到我手里。
“丽华，”她的声音很低，带着疲惫和一种难以言喻的涩然，“这……是报销回来的一部分钱，还有……我和你爸的一点心意。知道你难，外面欠着债，店子刚开张也要本钱……先拿着应应急。”
那叠钱，大概有几千块。我看着母亲躲闪的眼神和她手上新增的皱纹，再看看这叠带着父亲病痛印记的钱，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委屈？释然？麻木？最终都化为一片沉寂的平静。
“妈，钱你收着吧。”我把钱轻轻推了回去，声音很轻，却异常清晰，“爸看病养身体还要花钱。我和李强……我们自己能行。” 我顿了顿，看着母亲错愕又有些受伤的表情，补了一句，语气平淡得像在陈述天气，“扛惯了。”
母亲拿着钱的手僵在半空，嘴唇嗫嚅着，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长长地、长长地叹了口气，把手帕包默默收了起来。那声叹息，沉甸甸地落在这间依旧残留着洪水气息、弥漫着中药味、被沉重债务压着的屋子里，像是对过往所有选择与隔阂的一声无奈注脚。
我转身走出厨房，轻轻带上门。客厅里，李强蜷缩在唯一那张旧沙发上，已经累得睡着了，眉头即使在睡梦中也是紧锁的。裸露的水泥地反射着窗外清冷的月光。我走到小店与客厅相连的那扇门边，借着月光，看着货架上那些在黑暗中模糊不清的廉价文具的轮廓。
无人兜底。这四个字，早已不再是委屈的控诉，而是烙进骨血里的生存法则。它冰冷，坚硬，让人每一步都走得无比沉重。但正是这份冰冷和沉重，逼着人把腰杆挺得更直，把根扎得更深，哪怕脚下只有一片被洪水反复冲刷过的、布满裂痕的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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