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季述大步流星地走进来，身后跟着王仲先和一队全副武装的神策军。他走到皇帝面前，不跪，不拜，甚至连头都没低一下。从袖子里抽出一份文书，面无表情地说：“陛下，百官以为您龙体欠安，不宜操劳国事，特请太子监国。即日起，请陛下与皇后移驾少阳院静养。”
昭宗酒还没全醒，迷迷糊糊地问：“什么？你说什么？”
刘季述懒得重复，一挥手：“来人，送陛下和皇后去少阳院。”
两个膀大腰圆的军士上前，一左一右架起昭宗就往外走。何皇后尖叫着追上去，被另外两个军士拦住。皇帝赤着脚，穿着中衣，被半拖半架地弄出了寝殿。沿途的宫女太监们跪了一地，没有一个敢抬头。
到了少阳院，刘季述干了一件非常“有创意”的事情。
他让人从外面把院门锁上，然后拿来一锅烧化的铁水——对，你没看错，铁水——直接浇在锁上和门缝上。等铁水冷却凝固，那扇门就算是开了，也跟焊死了一样。
这招叫“熔铁封门”，在软禁史上堪称神来之笔。后世搞软禁的，无论朱元璋还是多尔衮，都得承认刘季述在“如何防止被软禁对象逃跑”这个课题上走在了时代前列。
院墙上，他加派了三倍岗哨，弓上弦，刀出鞘，连一只鸟飞过去都要被射下来。
唯一留的通道，是墙上开的一个小洞。大概也就比猫洞大一圈，勉强能塞进一个食盒。每天三顿饭，就从这个小洞里递进去。
据说第一天送饭的时候，昭宗皇帝看着那个小洞，沉默了很久，然后问了一句让所有在场人都差点笑场的话：“朕是太上皇，连门都不能走吗？”
送饭的小太监缩着脖子，小声回答：“回太上皇，刘公公说了，从今儿起，您就走这个小门。大号叫‘龙洞’，小号叫……叫……”
“叫什么？”
“叫‘快递口’。”
当天晚上，刘季述和王仲先在少阳院门口摆了一桌酒，边喝边聊。
王仲先端着酒杯，有点不安：“老刘，咱们是不是玩得有点大？毕竟那是天子。”
刘季述夹了口菜，慢悠悠地说：“天子？你看看他那样子，像个天子吗？大唐朝走到今天这步田地，就是因为像他这样的天子太多了。今天换一个，明天说不定就好了。”
“万一将来……”
“将来？”刘季述笑了，笑容里透着一种政客特有的笃定，“王兄，政治这个东西，没有将来，只有现在。现在是咱们说了算，那将来就是咱们说了算。等将来不是咱们说了算的时候，那将来的事跟咱们还有什么关系？”
王仲先想了想，觉得很有道理，于是举杯：“那咱们就——干了这杯，拥立太子？”
“干了。”
第二天，太子李裕（后改名李缜）被立为皇帝，昭宗被尊为太上皇。整个政变从发动到完成，前后不到三天时间，干净利落，堪称教科书级别的“宦官夺权”案例。
史书上管这件事叫“刘季述幽昭宗”，但昭宗本人后来回忆起来，大概更愿意叫它“那个该死的宿醉第二天”。
至于崔胤，他在政变后的第二天夜里，偷偷摸摸地写了封信，让人送出城去。信是写给当时最强大的藩镇节度使朱温的，内容只有一句话：“天子被囚，速来勤王。”
朱温收到信的时候正在吃早饭，看完之后把信往桌上一拍，对身边的谋士说：“刘季述这老东西，怎么抢在我前头了？”
你看，历史的真相往往就是这样——谁都想当那个掀桌子的人，但真正掀了桌子的，未必笑得到最后。
司马光说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写到这一段时，笔触颇为沉痛。他认为，昭宗虽有过失，但刘季述身为宦官，以臣废君，悖逆人伦，实为乱政之始。而宰相崔胤身为朝廷柱石，不能仗义执言，反屈膝从贼，更是可鄙可叹。光曰：“昭宗失德，然非亡国之君；刘季述弄权，实为乱国之贼。崔胤畏死，遂使纲常崩坏，宦官之势愈张矣。”在他看来，这次政变标志着晚唐皇权的彻底崩塌，从此以后，皇帝成了藩镇和宦官之间争来抢去的玩偶，大唐的丧钟，在这一刻已经敲响了。
作者说
说实话，每次读到这段历史，我都忍不住想笑——不是嘲笑，是那种“这世间真是荒唐得有意思”的笑。
一个皇帝因为喝醉了酒、耍了酒疯，就被一群太监关进了小黑屋，最后连门都走不了，只能从狗洞里钻——这种事情放在电视剧里，编剧都不敢这么写，怕被观众骂“太假了”。可历史偏偏就这么发生了。
我有个不太合时宜的看法：刘季述这个人，与其说他是乱臣贼子，不如说他是一个极度清醒的机会主义者。他敏锐地抓住了昭宗醉后失态这个“管理失误”，迅速把它升级为“领导失德”，进而推导出“必须换领导”的结论。这套逻辑链条放在今天的商业世界里，就是标准的企业并购话术——先找到CEO的某个决策失误，然后联合董事会逼宫，最后自己人上位。只不过刘季述用的是铁水和刀剑，现代人用的是PPT和律师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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