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墙的事我有数。”赵匡明头也不抬，“这些布帛是下个月要送到长安的，一匹都不能少。”
“可是二帅……”
“没有可是。”赵匡明终于抬起头来，他那张脸和他哥哥赵匡凝有七分相似，眉眼间却少了些威严，多了些疲惫，“钱先生，你跟我多少年了？”
“十二年了。”
“十二年。那你应该知道，这件事没得商量。城墙塌了可以再修，工匠的工钱拖了可以补，但朝廷的贡赋断了，人心就断了。你懂不懂？”
钱幕僚张了张嘴，最终叹了口气：“下官明白，只是……”
“只是不甘心。”赵匡明替他把话说完了，苦笑着靠回椅背，“我明白。这满天下都在抢地盘、争利益，就我们兄弟俩还在这儿傻乎乎地给朝廷送钱。旁人看我们，大概跟看两个傻子差不多。可是钱先生，你让我学那些人，我学不来。”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外面是荆州城的暮色，远处长江的水声隐隐传来。
“我哥当初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咱爹一辈子没干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他每年该给朝廷的一粒米都不会少。这世道最缺的不是聪明人——聪明人太多了，缺的是认死理的傻子。”
他转身看着钱幕僚，笑了：“我们兄弟俩，就当这两个傻子吧。”
钱幕僚眼圈有点红，不再说什么，行了个礼退了出去。
走到门口又被赵匡明叫住了：“对了，你上回说荆州今年的贡赋比往年多了三成，怎么回事？”
“回二帅，是下辖几个县的县令主动加的。他们说，听闻天子的处境……心里不好受，宁可自己紧巴点，也想多尽一份心。”
赵匡明愣了片刻，然后笑了起来，笑容里带着一种说不清是欣慰还是苦涩的东西：“你看，这天下还是有人跟我们一样的。”
当天夜里，他给大哥赵匡凝写了封信。信中写道：“兄，今年贡赋已备齐，下月初发船。弟忽觉，能与我兄弟同道者，似比往年多了几个。”
半个月后，赵匡凝在襄州收到信，读完之后一个人在书房里坐了很久。烛火跳了又跳，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显得格外瘦长。
夫人端着参汤进来，见他神情异样，忙问怎么了。
赵匡凝把信递给她，夫人看完，也沉默了。
“你说，”赵匡凝的声音有些沙哑，“咱们这些年做的这些事，到底有没有意义？”
夫人没有正面回答，只是把参汤放到他面前，轻声说了一句：“意义不意义的，妾身不懂。妾身只知道，满襄州的百姓提起你，没有不竖大拇指的，这就够了。”
赵匡凝端起参汤，却没有喝。他看着碗里微微晃动的液面，忽然笑了：“是啊。保住这一方的百姓，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管他天下怎么变呢。”
窗外，襄州的更声敲了三下，在夜风中传得很远。
——这是乱世里最寻常的一个夜晚，也是最不寻常的。
司马光说：唐室衰微之际，天下藩镇如饿虎争食，各怀异志。赵氏兄弟独守臣节，岁贡不缺，实属另类。然观其行事，非愚忠也，乃守道也。世道崩坏之时，最易者随波逐流，最难者逆流而上。匡凝、匡明兄弟二人，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时代的沉沦，虽未能挽狂澜于既倒，却为那个黑暗的年代保留了一盏灯。灯虽微茫，照见的却是人性中最高贵的部分。
作者说：写赵家兄弟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他们到底图什么？在那个礼崩乐坏的年代，忠诚早已不是硬通货，甚至可能成为催命符。但这两兄弟就像是约好了一样，各自守着各自的城池，各自做着同样的事。我想，或许答案没有多么复杂。有些人的操守不是做给别人看的，也不是用来交换什么的筹码，而是长在骨子里的东西。就像一棵树，不管风往哪个方向吹，它的根是朝下的。赵家兄弟之所以珍贵，不是因为他们改变了历史的走向，而是因为他们证明了：即使在最糟糕的时代，人依然可以选择不成为糟糕的一部分。这种“选择不做”的勇气，某种意义上来讲，比“选择去做”更加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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