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他是真的走了。我站在原地，盯着那个空酒瓶看了一会儿，心里说不清是松了口气，还是多了点别的什么。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经拿着钱去联系那些“懂行的”了，不知道黄皮子那个被宠坏的儿子，会不会真的像他说的那样，一头扎进那些看似光鲜的陷阱里。
这些好像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帮了那个该帮的人——那个曾在我最困难时，用他自己的方式拉过我一把的人；做了那件该做的事——在明哲保身和仗义执言之间，选了个不算周全、却能让自己心安的中间项。今晚，应该能睡个踏实觉了。
我转身往公园外走，脚边的落叶被踩得发出细碎的声响。夜风穿过树林，突然带来一阵悠远的钟声，“咚——咚——”，沉闷而清晰，像是从远处的寺庙传来的。这附近确实有座老庙，据说香火还挺旺，我妈以前常去烧香。
这钟声像是在为谁祈福，又像是在为谁送行。我裹紧了外套，把脖子缩了缩，加快脚步往家走。路灯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像一条拖在地上的尾巴，跟着我一步步远离公园。身后的树林渐渐被更深的夜色吞没，只剩下一片浓得化不开的寂静，和一个或许正在黑暗中，朝着未知方向狂奔的灵魂——他等待被救赎，也或许，正要用自己的方式，去完成一场笨拙而惨烈的救赎。
回到家时，妻子和女儿都已经睡熟了。客厅的小夜灯还亮着，暖黄色的光打在地板上，映出家具模糊的轮廓。我轻手轻脚地换了鞋，走到女儿的房间门口，借着门缝看了一眼。小家伙睡得很沉，小脸红扑扑的，嘴角还微微翘着，不知道做了什么好梦。
妻子的房门也虚掩着，我推开一条缝，看见她侧躺着，呼吸均匀。结婚这些年，她跟着我从租来的小单间，到现在这个两居室，没少受委屈。以前工作室资金链断裂时，她悄悄把陪嫁的金镯子当了，都没跟我抱怨过一句。我知道，我不能让她和女儿卷入任何可能的风险里，这是我作为丈夫和父亲的底线。
我洗了把冷水脸，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没开大灯，就借着小夜灯的光发呆。桌上放着女儿画的画，上面是歪歪扭扭的一家三口，牵着小手站在太阳下。我拿起画纸，指尖触到粗糙的纸面，心里那点残存的不安，渐渐被暖意覆盖了。
不管陈建国的计划能不能成，不管黄皮子最后会不会倒霉，我都不会再去打听了。就像扔一颗石子到水里，我只负责把石子扔出去，至于它会激起多大的涟漪，会荡到哪片岸边，都与我无关了。
接下来的日子过得平静而忙碌。工作室接了个新项目，我和小周他们天天泡在工地上，盯着进度，协调各方，每天累得沾床就睡。偶尔闲下来，会下意识地想起那个公园，想起那个空酒瓶，但也只是一闪而过，很快就被工作的琐事冲淡了。
大概过了半个月，一天中午，我在工地附近的小饭馆吃饭，邻桌两个农民工打扮的人在聊天，嗓门很大，其中一个说：“听说了吗？黄皮子家出事了！他那个宝贝儿子，前阵子被人带去玩虚拟币，一下子投进去好几百万，结果平台跑路了，血本无归！”
另一个接话：“真的假的？黄皮子不是挺能耐的吗？怎么不找找关系把钱追回来？”
“找个屁！”第一个人啐了一口，“我听说是个境外平台，人家早就卷钱跑路了，找谁去？黄皮子这几天跟疯了似的，到处找人打听是谁在背后撺掇他儿子，听说把以前跟他有过节的人都查了个遍，动静闹得挺大，道上都传遍了。”
我握着筷子的手顿了一下，扒拉米饭的动作慢了下来。耳朵里听着他们的对话，心里却没什么太大的波澜，既没有预想中的解气，也没有担心的恐慌，就像听到了一件与自己毫不相干的旧闻。
“那他儿子呢？就这么算了？”
“算了？黄皮子把他儿子关在家里，打得半死，听说现在还躺床上呢！不过也是活该，那小子平时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仗着他爹有钱，到处欺负人，这次栽了跟头，估计也是报应。”
两人又聊了些别的，我却没再听进去。结了账走出饭馆，午后的阳光有些刺眼，我眯了眯眼睛，往工地的方向走。原来，他真的做成了。原来，那些看似天衣无缝的计划，真的在悄然运转，最终砸出了一个坑。
只是不知道，黄皮子会不会查到陈建国头上。不知道那个穿着军大衣的身影，此刻是躲在哪个角落，还是已经离开了这座城市。
之后的日子里，我又断断续续从不同的人嘴里听到关于黄皮子的消息。说他找了很多人，查了很久，却始终没找到确凿的证据，那些带他儿子入局的“托儿”早就没了踪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说他因为这事气坏了身体，住了院，以前那些围着他转的人也渐渐疏远了。说他名下的几个厂子因为资金链断裂，已经开始转手了。
每一次听到，我都只是平静地听着，从不插话，也从不打听细节。就像看一场早已知道结局的戏，锣鼓再响，也惊不起心里的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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